抗日英雄郁達夫的故事

郁達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名文，字達夫，出生于浙江富陽滿洲弄（今達夫弄）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是一位為抗日救國而殉難的愛國主義作家。

中國現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詩人。代表作有《懷魯迅》《沉淪》《故都的秋》《春風沉醉的晚上》《過去》《遲桂花》等。

人物生平

1896年12月7日，郁達夫出生于浙江省富陽市滿州弄（現更名達夫弄）的知識分子家庭。

郁達夫

1899年，郁達夫的父親去世，家庭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1903年，郁達夫進入私塾讀書。1908年，就讀富陽縣立高等小學。

1910年，郁達夫與徐志摩、厲麟似一同考入杭州府中學堂，后又到嘉興府中學和美國教會學堂等校學習。

1911年，郁達夫進入蕙蘭中學讀書；在這一時期，開始創作舊體詩，并向報刊投稿。

1912年，考入浙江大學預科，卻因參與學潮被校方開除。

1913年，郁達夫隨長兄郁華（郁曼陀）赴日本留學。1914年7月，考入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醫科部，并開始嘗試小說創作。

1916年，改讀法學部政治學科。1917年7月畢業；11月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學習，留學期間，郁達夫閱讀了大量外國小說，尤以俄、德小說居多。

1921年，郁達夫與同為留日學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鄭伯奇組創文學團體“創造社”；同年，開始小說創作；10月15日，他的首部短篇小說集，亦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短篇小說集《沉淪》出版，轟動國內文壇。

1922年3月，從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

同年郁達夫回國，在安慶法政專校教授英語（一說為安慶一中），與當時同為該校教員的陶希圣頗有交往。1923年辭職，出任北京大學講師，講授統計學。1924年，赴國立武昌師范大學任教，為期亦僅一年。

1926年，任教于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年底辭職；返回上海后，郁達夫開始主持創造社出版工作，發表了《小說論》、《戲劇論》等大量文藝論著。

1928年，郁達夫加入“太陽社”，并在魯迅支持下主編《大眾文藝》。

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郁達夫為發起人之一，但不久即退出；同年任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僅四個月。

1932年12月1日，郁達夫在《現代》（2卷2期）上發表短篇小說《遲桂花》。

1933年，郁達夫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4月，由上海移居杭州，創作大量的山水游記和詩詞。

1934年，郁達夫任浙江省政府參議。

1935年，擔任《中國新文學大系》內的《散文二集》之主編。

1936年，任福建省政府參議兼公報室主任；10月24日，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寫了《懷魯迅》一文。11月，郁達夫訪問日本；12月17日，郁達夫在離日歸國途中訪問臺灣，會見楊云萍、黃得時等文化界人士；抗日戰爭初期，郁達夫任《福建民報》副刊主編。

1938年，郁達夫赴武漢擔任政治部設計委員，參加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并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上當選為常務理事，期間曾赴徐州勞軍，在各前線參訪；年底，郁達夫攜眷抵新加坡，出任《星洲日報》、《晨星》、《星洲晚報》文藝副刊，《繁星》、《星光畫報》文藝版的主編。

1940年，郁達夫與關楚璞、姚楠、許云樵等文人創建新加坡南洋學會。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任“星華文化界戰時工作團”團長和“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總會”執行委員，組織“星洲華僑義勇軍”抗日。星洲（現新加坡）淪陷后，郁達夫至蘇門答臘避難。

1942年6月初，郁達夫流亡至蘇門答臘西部市鎮巴爺公務，化名趙廉，在當地華人協助下開設酒廠謀生。因其早年留學日本，精通日語，被附近地區的日本憲兵隊得悉，望其充當翻譯。郁達夫自愿充當日軍翻譯一事，引起當地人的諸多誤解和不滿。但事實上，郁達夫在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暗中救助、保護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難友、愛國僑領和當地居民。

1945年，郁達夫的真實身份被日軍識破。日本投降后不久，郁達夫突然神秘失蹤，其失蹤原因至今仍然還是未解之謎。日本學者鈴木正夫經過研究得出了郁達夫是被日本憲兵下令殺害的結論，寫下了《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一書。

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郁達夫為革命烈士。

1983年6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授予其革命烈士證書。

2014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公布郁達夫為第一批在抗日戰爭中頑強奮戰、為國捐軀的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之列。

個人生活

妻子和子女郁達夫結過三次婚，三位夫人分別是：孫荃、王映霞、何麗有。此外，在新加坡時，還有一位同居情人李筱英。郁達夫共有子女11人，其中孫氏生育4人：郁龍兒、郁天民、郁黎民、郁正民；王氏生育5人：郁飛、郁靜子、郁云、郁亮、郁荀；何氏生育2人：郁大亞、郁美蘭。原配孫荃

原配孫荃

郁達夫的原配孫荃在當時是鄉間少有的才女，讀過一些詩詞，在郁達夫指導下，曾寫了不少好的古體詩。

郁達夫自從大革命時期去廣州以后就和孫荃分居，并于1928年2月到上海和王映霞結婚。孫荃與郁達夫分居后就吃素，念佛誦經，沒有再嫁，1978年3年29日逝世，享年82歲。

長女郁黎民，1925年生，曾任湖南省桂陽一中教師，還是湖南省政協委員。丈夫名鄒笙，已退休。

郁天民，生于1926年，幼名阿熊。他本住在杭州，后來攜妻兒回富陽縣鄉下與母親同住。他本人在縣文化館工作。天民和他父親一樣，愛喝酒，最喜邊喝酒邊談天。他曾是富陽縣政協主席，1987年底病逝。妻子陸貞（陸費澄），現是富陽教師進修學校會計。

小女兒郁正民，1927年生，幼名胖妞。河南師范大學教授，已退休。

第二任妻子王映霞

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情事被認為是“現代文學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黃浦江邊一見傾心，西子湖畔紅袖添香，兩人之間那段以激情始卻以悲劇終的情愛糾葛曾轟動一時。為贏得王映霞的歡心，郁達夫寫了無數的情書和情詩，其中一首被時人傳誦一時:“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比欢@場轟轟烈烈的愛情并沒有經得起時間的推敲，由于年齡、性格等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間漸生罅隙。郁達夫推出《毀家詩紀》，詳細敘說王映霞與許紹棣的“熱戀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相回應，在報紙的推波助瀾下，這對當年的“神仙侶”最終以“協議離婚”而分道揚鑣。

郁達夫是1928年與王映霞結婚的，因為動亂，產生了種種誤解。1938年郁達夫任新加坡《星洲日報》副刊主編，王映霞和兒子郁飛與他一起到新加坡，但維持了12年的婚姻還是破裂了。痛苦之余，當時32歲的王映霞于1940年8月獨自乘輪船返國，在國民黨外交部工作。

郁達夫為此寫了《南天酒樓餞別映霞兩首》以抒心志，其中一首云：“自剔銀燈照酒卮，旗亭風月惹相思；忍拋白首盟山約，來譜黃衫小玉詞。南國固多紅豆子，沈園差似習家池；山公大醉高陽夜，可是傷春為柳枝?”這首凄婉的離別詩令人為之動容。王映霞是郁達夫一生中的重要女人，這從《寄王映霞》可以看出來：“大堤楊柳記依依，此去離多會自稀。秋雨茂陵人獨宿，凱風棘野雉雙飛?？v無七子為哀杜，猶有三春各戀暉。愁聽燈前談笑語，阿娘真個幾時歸?！苯夥藕?，王映霞的生活旅程不平坦。1986年11月，上海市長江澤民聘王映霞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并發了聘書。她參加了館內的春潮詩社。她一直忙于撰寫回憶錄，整理郁達夫書信。她平生有一大愿望，就是要把和郁達夫在一起的第一手資料留下來供文學史家研究參考。已出版的有《半生自述》和《郁達夫書簡》。

王映霞和郁達夫所生的兒子，現還健在的有郁飛、郁云、郁荀三人。

郁飛1938年隨郁達夫和王映霞去新加坡，時年11歲。爾后郁王離婚，王映霞一人返國，郁飛跟郁達夫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因戰亂，郁達夫決定把郁飛送回國。本來是想托付當時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的沈從文教授，但那時后方公教人員極清貧，怕以后接濟中斷，給沈從文造成困雄，最后請返回重慶原籍的尤夫人盧蘊伯(四川航運界盧德敷之妹)帶郁飛回去，交給已在重慶任行政院秘書長的陳儀。陳儀不負故友的托孤，在音訊始終不通的情況下，將郁飛撫養成人。

1992年，郁飛到新加坡訪問，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郁飛誠懇地描述了自己眼中的父親：“我的父親是一位擁有明顯優點，也有明顯缺點的人，他很愛國家，對朋友也很熱心，但做人處世過于沖動，以至家庭與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不要美化他，也不要把他丑化?！?/p>

1949年，郁飛在浙江大學外文系畢業，最初分配去新疆，因"不說謊話而開罪于人"。1957年"反右"，郁飛被劃為"右派"，下放改造，被關押長達20年之久。由于政治原因，他原在廣播電臺任播音員的妻子也跟他離婚。生二子，皆成家立業。郁飛經王映霞介紹，續娶浙江杭州第四醫院醫生王永慶為妻，兩人十分恩愛，對王映霞也很尊重，常有來往。

郁云，1931年出生。王映霞和郁飛去新加坡時，郁云和郁荀使寄居在福建的外婆金氏家中。嗣后又寄居在父親的朋友家中，再三轉居。郁云先在東吳大學讀法律，后又讀企業管理。較長時間在上海紅星軸承廠工作，現已退休。他的夫人嬌憨可愛，在盤尼西林廠當技本人員。生二子，大子郁偉，次子郁剛。

郁荀，1936年生，畢業于華東水利學院，在昆明大學任教。妻子余綺華在昆明大學工會工作。

情人李筱英

郁達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離婚后，李筱英突然出現，使他本來已一潭死水的心池，又再掀起波瀾。李筱英是福建人，畢業于上海暨南中學，能說流利的英語、上海話。1941年，李筱英剛滿26歲，因和丈夫意見不合而離婚。當時她是新加坡情報部的華籍職員，后來又擔任新加坡電臺的華語播音員。李筱英十分崇拜郁達夫的文學才華，并主動向他示愛。46歲的郁達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兩人感情迅速發展，不久李小姐搬入郁家同居。但是，郁達夫和李筱英的結合遭到當時僅13歲的郁飛反對。郁達夫礙于兒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結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郁家。

第三任妻子何麗有

郁達夫的第三任妻子何麗有是印尼華僑，廣東籍。日本侵略軍侵占東南亞后，1943年郁達夫在印尼化名趙義，在李爺公務（PajakoemBceh）和朋友合開趙家記酒廠。9月經朋友介紹，和華僑姑娘何有結婚。何有本名陳蓮有，因其貌平庸，郁達夫跟她開玩笑，改名何麗有，即何麗之有。因她沒有受過教育，不懂華文，欣然接受這個名字。她一直以為郁達夫是普通酒廠老板，直至郁達夫被日軍殺害，人家才告訴她郁達夫是中國文化名人。

何有和郁達夫生了二子一女。兒子取名郁大亞，郁達夫的用意是含有諷刺日本軍國主義推行的"大東亞大學共榮圈"之意；次女美玉在郁達夫被日本人殺害翌日誕生。

郁大亞，1944年生，已婚，現住九龍牛頭角東華南村。他初到香港是在燒臘店做工，當司機。

郁美玉，1945年生，1970年畢業于北京中學，以后分配去南京市南開小學教書，現專職在南京搞僑聯工作。丈夫胡序建是胡愈之的侄兒，1984年任中共南京市委副書記，十多年中先后分管宣傳、文教、統戰、政法等方面工作。1993年3月南京市委副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市委副書記；1998年2月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其間：2001年3月—2001年6月中央黨校部省級進修班學習)；2003年1月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南京市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

郁達夫戀情

文學與戀愛，在郁達夫是互為表里的。戀愛的激情，本來就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觀其一生，無時不在飛揚著由戀愛所激發的才情，然后表現到文學的創作之上，寫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同樣，他的戀愛經歷也如同他的文學名篇一樣，煥發著迷人的光彩，悵惘也罷，迷離也罷，悲歌也罷，總之都成了傳世的名作。

（1909.十三歲）富陽高等小學堂讀書期間，與比鄰的“趙家少女”，有過一段“水樣的春愁”的初戀之情，大約在同一時期，他還與倩兒等兩位姑娘有過類似的戀情。

（1914~1920.十八歲~二十四歲）與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兒等產生過戀情。后藤隆子被郁達夫昵稱為“隆兒”，是郁達夫下宿處附近的“小家女”。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館的侍者，玉兒也是侍女。1919年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期間多次嫖妓，并寫下成名作《沉淪》

（1917二十一歲）當郁達夫從日本回國省親時，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結合下，奉母命與同鄉富陽宵井女子孫荃訂婚。

（1921~1927二十五歲~三十一歲）在安慶時與妓女海棠的荒唐戀情，在北京與妓女銀娣的交往。

（1927三十一歲）邂逅了王映霞，郁達夫一見傾心，遂求再見、三見，于是上演了現代文壇一段轟轟烈烈的戀愛傳奇。1928年4月，郁達夫、王映霞在上海舉行了婚禮。郁達夫曾作詩《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一首：鳳去臺空夜漸長，挑燈時展嫁衣裳；愁教曉日穿金縷，故銹重幃護玉堂。碧落有星爛昂宿，殘宵無夢到橫塘；武昌舊是傷心地，望阻侯門更斷腸。

（1938四十二歲）王映霞離開星洲之后，郁達夫的心境極其孤寂和頹唐，這時，一位國色天香的女播音員李小锳（筱锳、曉锳、曉音）出現在他的面前，使他已是一潭秋水的心池，又波動起一片漣漪。

（1941四十五歲）當時郁達夫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趙廉，在印尼與朋友經營一家酒廠，碰到年僅20歲的何麗有。這位新夫人原籍廣東，年僅20歲，生父姓何，幼時為一陳姓人家收養，所以原名叫陳蓮有。她相貌平常，沒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國話。郁達夫取“何麗之有”之意給她取名為何麗有。

（1945四十九歲）郁達夫在蘇門答臘失蹤，推測郁達夫是為日本憲兵所殺害。

軼事趣聞

做官戀愛

郁達夫《閩游日記》中，在1936年3月23日有這樣的記載：“晚上在中洲家吃飯，作霞信一，十時上床”這里的“作霞信一”，即指寫給遠在杭州“風雨茅廬”的夫人王映霞的一通私人家信。原本身在異鄉給自己老婆寫封家信，也沒什么可冏的啊。只是這封信和1936年4月2日南京《新民報》“各地通訊”欄目的一則《做官不忘戀愛，郁達夫兩頭忙》對照著一看，就知道當年大才子還真是被冏了一把。

信的最后一段提到：“這一封私信，你閱后以為可以發表，請拿去交給報社，頭上加一個‘閩海雙魚’的題目就對。杭州的友人，大約要想知道我的消息的總也不少；借花獻佛，可以省去我許多作信之勞更可以省下我的幾張五分郵票。

原來，大才子的家信在當時也是可以換稿費的硬通貨，郁達夫不但節省了幾張五分郵票，還要掙稿費貼補家用，也算是精明到家了。只是報社為了做噱頭，并未按照他的意思，沒有給這封信加上一個“閩海雙魚”的文雅題目，而是做了一個讓他夠冏的題目來娛人娛己。這一次，在福州一邊冏，一邊幸福的文學青年郁達夫再一次冏到極致無怨尤，畢竟還是拿到了稿費，冏一把也不在話下了。

名人的好處在于萬眾矚目，觸處皆有名利雙收；但壞處也在于此，私生活被窺探曝光，名人也會窘態百出。但既做了名人，就應有做公眾人物的心理素質，郁達夫的“雅量”可謂榜樣。

秘密失蹤

1945年的8月29日，也就是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的兩周，郁達夫沒有迎來凱旋的歡呼，卻迎來了他的噩耗。那晚8時許，郁達夫正在家中與幾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個土著青年把郁達夫叫出去講了幾句話，郁達夫隨即回到客廳，與朋友打個招呼就出去了，從此便再也沒有回來。

1985年9月27日，中國官方新華社報道：中國現代著名作家郁達夫被日本憲兵殺害之事已從日本學者鈴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資料得到證實。鈴木正夫早在1968年就開始了對郁達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閱了大量資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等地作實地調查，先后尋訪了上百名了解情況的日本人士。

生死迷局

由于郁達夫的失蹤太過詭秘，關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謎一般沒有解開。

較為流行的一種說法緣于1946年8月8日，邵宗漢先生從棉蘭蘇門答臘聯軍總部情報處所獲取的消息。該消息證實，聯軍當局在日本戰犯口中得知郁達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槍殺，同時被害者尚有歐洲人數名，遺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這一說法卻有個重大的疑點難以解釋，即有研究者曾翻閱棉蘭法庭的審訊記錄，卻完全尋覓不到有關郁達夫(趙廉)的蛛絲馬跡。如果此說成立，那么郁達夫和同時遇害的幾位歐洲人的被埋地點也應該很清楚，可是，郁達夫的遺骸在整個東南亞都找不到，所以這種說法的可靠性未能得到證實。

另外，關于郁達夫的失蹤還有幾種說法：

其一、可能死于幾個開小差的日本憲兵之手。這幾個憲兵平日里無惡不作，聲名狼藉，而郁達夫對他們的行徑很了解。當他們奉命綁架了郁達夫之后，害怕郁說出什么對自己以后不利的話，便扼死了他。之后，直接參與殺害郁達夫的兩個憲兵便開了小差，從此下落不明。此說緣于日本研究郁達夫的專家鈴木正夫，由于鈴木正夫始終不愿公開證據來源者的姓名，其說成為孤證，因而頗受質疑。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獨立軍之手。日軍投降以后，印尼共產黨領導的獨立運動風起云涌，很多印尼共產黨人開始捕殺日軍和親日分子。由于郁達夫曾是日軍的翻譯，加上印尼獨立軍與華僑聯系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實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將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獨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們殺害。

其三、可能由華僑朋友秘密掩護轉移。郁達夫在印尼華僑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爺公務的華僑組織幫助下秘密轉移，脫離了日軍所控制的范圍。鑒于當時復雜的社會形勢和閉塞的交通環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現意外。

其四、可能死于國民黨特務機關之手。這一說法緣于郁達夫本人對國民黨一直心存忌諱，他害怕國民黨某要員公報私仇，以他為日軍做“通譯”為借口殺害他。

文學作品

著作

名稱

備注

初版信息

沉淪

短篇小說集

1921，泰東圖書局

蔦蘿集

小說、散文合集

1923，泰東圖書局

小說論

理論著作

1926，光華書局

戲劇論

理論著作

1926，商務印書館

文學概說

理論著作

1927，商務印書館

日記九種

日記集

1927，北新書局

孤獨者的愁哀

戲劇集

1927，創造社

達夫代表作

小說、散文合集

1928，上海春業書店

在寒風里

小說、散文合集

1929，廈門世界文藝書社

懺余集

小說、散文合集

1933，香港天馬出版社

達夫自選集

小說、散文合集

1933，香港天馬出版社

浙東景物紀略

散文集

1933，浙江鐵路局

屐痕處處

散文集

1934，現代書局

達夫日記集

日記集

1935，北新書局

達夫短篇小說集

小說集（上下冊）

1935，北新書局

達夫游記

散文集

1936，上海文學創造社

達夫散文集

散文集

1936，北新書局

閑書

散文集

1936，良友圖書公司

我的懺悔

散文集

1936，良友圖書公司

藤十郎的戀

劇本

1937，上海文化書局

譯作

名稱

備注

初版信息

小家之伍

小說集（[德國]F·蓋斯戴客等人著）

1930，北新書局

幾個偉大的作家

文藝論文集（[蘇聯]高爾基等人著）

1934，中華書局

達夫所譯短篇集

短篇小說集（[德國]F·蓋斯戴客等人著）

1935，生活書店

文學思想

文學主張

郁達夫在文學創作上主張“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因此，他常常把個人的生活經歷作為小說和散文的創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飾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個性和人生際遇。

郁達夫的自傳體小說代表作品是《沉淪》，郁達夫在《沉淪》中大膽地描寫了男女性愛、性心理，同時也發出了“祖國呀祖國！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吧！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里受苦呢”的悲號。郁達夫在自傳體小說中，除了反映下層知識分子失意、苦悶外，還有一些作品通過知識分子的視角反映處于社會底層民眾的疾苦，表現了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和關懷，如《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等。

郁達夫的小說創作因為對傳統道德觀念提出了挑戰，并且首創了自傳體小說這種抒情浪漫的形式，對當時一批青年作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形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壇一股浪漫派的壯觀潮流。郁達夫還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位在世時就已出版日記的作家。

創作經歷

早期的散文創作

早期：（1920年—1933年）。在這十幾年的時間里，他一共寫了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十——七十篇議論雜文，表現了他從日本回國時滿懷希望的心情和見到滿目瘡痍的祖國后無限失望的感嘆，既有他對革命的前途感傷悲觀的思想，又有對革命慷慨激昂，疾聲吶喊的激進的理論。

首先，強烈地表現作家個性，他在散文中無所顧忌地對自己的思想、生活細節進行詳細的描寫，非常強效地表現了他“自敘傳”的獨特風格。

第二，憂郁感傷的情凋。郁達夫的散文，與小說一樣與眾不伺，憂郁感傷的情調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創作中。

第三，恣肆坦誠、熱情呼號的自剖式的文字。

第四，回腸蕩氣的詩的調子。另外，郁達夫散文中那種不拘形式縱情宜泄的抒情方式，郁達夫的散文發出的是帶有強烈個性的自己的聲音，篇篇洋溢著回腸蕩氣的詩的情調，熱情坦白，毫無遮掩地表現了一個富有才情的知識分子在動亂社會里的苦悶心情，展現出一幅幅感傷、憂郁而又秀麗、雋永的情景交融的畫面。

中期的散文創作

中期：（1933年—1938年）。這個時期，是他思想的一個低潮期，由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極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種落后的“名士”風度，留連忘返于山林江湖。

晚期的散文創作

晚期：（1938年—1945年）。1938年春，他參加了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他用筆參加戰斗，寫下了許多政論文章，用自己熱情的聲音來鼓舞人們戰斗。郁達夫早期散文創作的風格于此有所體現。

作品分析

摧折的女性之美

郁達夫雖然在散文中傷感得無以復加，但他也并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他的心中總有一個誘惑著他的理想。這個理想談不上崇高，也不具備多么深刻的內涵，但對郁達夫來說，卻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動他奮斗、創造的動力，這就是女人的愛。郁達夫對女性的這神圣、癡想的情感，一方面當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現，另一方面有分明映射著“五四”時代人的發現的光芒。郁達夫將女性作為自己的理想來追求，這種行為和藝術傾向，雖然在力度、深度上都不具備“崇高”的屬性，但反封建的民主意識卻是鮮明可見的。

感傷的表現形式及其意義

在郁達夫散文中，其強烈的傷感情緒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頹廢，一是憎恨。郁達夫主要是以這種病態來發泄一個從封建禮教羈絆中覺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悶。這種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著五四“人的發現”所寄寓的積極的意味。與之相比，郁達夫由感傷所發生的憎恨情緒其積極意義就更為鮮明了。郁達夫以憤世嫉俗的筆調，在幾分玩世不恭，幾分無奈，幾分感慨中將社會的黑暗，下層人的不幸，來了個痛快的揭露，將自己對社會的憎恨作了十二分的強烈的表現。郁達夫將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煩惱，所悲苦，一齊傾向這個黑暗的時代，向一個不人道的制度發出了一個哀鳴著的青年的控訴，表現了顯而易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傾向，這種傾向雖不能說很深刻，但鮮明的態度、強烈的情緒卻也給這種傾向涂上了積極戰斗的色彩。

感傷情調的積極意味

這種積極的意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郁達夫的頹廢以及這種頹廢的具體表現——性苦悶，不僅是一己的感受，而且是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提出來的。這種頹廢和性苦悶，是當時青年的普遍心態，郁達夫則以自己的感受，集中地表現了這種“時代病”，從而將一個尖銳的問題提到了歷史與社會面前，所以，具有積極性。

第二，郁達夫的感傷、頹廢包含著對封建舊道德的自覺的挑戰。

人物軼事

郁達夫愛吃荔枝曾因吃太多腹瀉不止

1936年2月4日，大才子郁達夫應當時國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陳儀之邀，到福州游覽。福州自古盛產荔枝，西禪寺的“十八娘”荔枝更是聞名天下。按照西禪寺老規矩：每逢舊歷四月荔紅蕉綠時節，荔枝可以任由游客隨意大吃，每人只收銀角6枚，但吃完了事，不能打包帶走，有點自助餐的意思。

郁達夫非常愛吃荔枝，自然更不會放過這“十八娘”自助餐。據郁達夫《閩游日記》記載，1936年赴任福建省政府參議之后不久，大才子就邀約著八九個浙江籍同鄉一起去西禪寺大吃荔枝。據當年“自助餐友”回憶，他吃的荔枝最多，還一邊吃一邊吟詩，一副大才子派頭。當家和尚訪知有郁達夫在座，馬上叫小和尚捧出文房四寶，請他題詩。他推辭說：“面對這么好的荔枝，盡量吃還來不及，哪有心情吟詩寫字?”說罷，又埋頭大吃起來。但經不住當家僧人的熱誠，只見他略思片刻，就在一張宣紙上寫了四句：“鹓雛腐鼠漫相猜?世事困人百念灰。陳紫方紅供大嚼，此行真為荔枝來?！?/p>

可是就在這一天大吃荔枝之后，大才子腹痛難忍，腹瀉不止。回家急請醫生，偏偏是星期日，醫院停診，真是要多冏有多冏。還好，在關鍵時刻，鄰居問了一句：“是不是吃荔枝了?”急忙拿來一小碟醬油讓大才子喝下，奇怪，不久肚子就不痛也不瀉了。

唐弢“心折”郁達夫

唐弢初睹郁達夫、王映霞夫婦風采，是在1934年1月6日第一次會見魯迅先生的宴會上，“那次《自由談》編輯黎烈文請客，一來約請經常寫稿的人歲首歡聚，隨意閑談，二則就為郁達夫夫婦餞行”，“我最后一次見到他，就是魯迅先生舉行喪儀的那天，他遠遠地從福建趕來，對遺容作最后一次的瞻仰”。

1983年3月30日，唐弢寫散文《記郁達夫》，他說“和許多青年一樣，讀過名震一時的《沉淪》，不過說實在話，自己并不十分愛讀這部書，我愛讀的是達夫先生的散文，特別是游記，稍后——一九三四年六月出版的《屐痕處處》，一見書名便使我喜歡。再就是他的舊詩，《釣臺題壁》不必說了，‘九一八’后，報刊上陸續發表他的一些感時詩，情意真切，使我十分心折?！?/p>

唐弢“愛讀郁達夫的散文，特別是游記”，他自己也在1946年6月10日寫有游記體散文《在富陽——訪郁達夫故居》。當時太平洋旅行社招游富春江，道出富陽，于是唐弢和柯靈、太平洋旅行社的社長張邦鐸一行三人拜訪了郁達夫的二哥養吾先生，“他是一個矮矮的老人，蓄須，掛眼睛；清臞的面貌加上輕快的腳步，和達夫先生一模一樣”，“達夫先生的舊宅是在山腰上，正好面著大江，面著兩岸的翠巒晴嵐，以及遠處的淡到欲無的云山?，F在，這舊宅只剩下半堵赭壁，一個破碎的亭子，詩人游憩的往跡不可追尋。立斷壁下，我們戀戀地向四周探索，看見的只是從瓦礫中生長起來的野草”。唐弢說，“我們希望郁先生沒有成為古人，早早歸來，讓朋友們卸下這一肩道義的責任”，可惜當時郁達夫已經遇難，但國內尚不知確切的消息。

郁達夫與錢的故事

郁達夫有一次請一位在軍界做事的朋友到飯館吃飯。飯畢，飯館侍者到他們飯桌邊收費，他就從鞋墊底下抽出幾張鈔票交給他。他的朋友很詫異地問：“郁兄，你怎么把錢藏在鞋子里呀?”

郁達夫笑笑，說：“這東西過去一直壓迫我，現在我也要壓迫它！

“快短命”

有一次，郁達夫應邀演講文藝創作，他上臺在黑板上寫了“快短命”三個大字。臺下的聽眾都覺得很奇怪，他接著說：“本人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文藝創作的基本概念》，黑板上的三個字就是要訣?！翱臁本褪峭纯欤弧岸獭本褪蔷喍笠?；“命”就是不離命題。演講和作文一樣，也不可以說得天花亂墜，離題太遠，完了?！?/p>

郁達夫從在黑板上寫那三個字到說完話的時間，總共用了不到2分鐘，正合乎他所說的三原則——“快短命”。

后世紀念

郁達夫故居建于30年代，屬中式花園別墅，位于杭州余杭區路場官弄63號，是1933年4月郁達夫為暫避國民黨的政治迫害，從上海舉家移居杭州時購置的寓所。故居由當時學人馬君武題為“風雨茅廬”，由郁達夫自己設計。[5]

另一處郁達夫故居，在富陽市區郁達夫公園內、低矮圍墻，一方庭院，樓房的客堂里陳列著郁氏故交互贈的字畫，其中有魯迅先生《自嘲》七律詩軸。

在郁達夫《釣臺題壁》一詩中，有句“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表現出一種浪子情懷。而這種情懷正和現代武俠小說巨匠古龍先生完美應和。此句也被古龍先生定為自己的座右銘。

人物評價

達夫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是他畢生的精神支柱。

——夏衍

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烈士的名字。

——胡愈之

郁達夫是“五四”時期浪漫抒情小說的巨匠。可是說實在的，他那支自由脫俗且富有情韻的筆更適于寫散文和詩。他的小說也是“散文的”、“詩的”，宛如一首首抑揚頓挫的獨奏曲或回腸蕩氣的詠嘆調?！拔逅摹睍r代是短篇小說的世界，郁達夫以其真率和才情，足以風靡一時，成為受眾多文學青年師法的名家，魯迅之外無出于郁達夫之右者。他推進小說散文化和詩化，對于革新以故事情節作為主干的古典小說而言，是功垂竹帛的。

從文學史來看，郁達夫挖掘內心世界一直進入到私密領域，由此出發來表現自我與世界的分裂和對立，并追究其中的糾纏，在中國新文學中可謂開啟了一種新的思路，由此以往被視為無意義的或理當壓制的“黑暗”領域進入文學領域，并與一些宏大或“高尚”的話題發生種種糾葛，其后在文學史上產生的種種變化，則更是超出了最初《沉淪》式的樸陋嘗試。不過，倘限在中國文學領域追根溯源，郁達夫的率先實踐，可說是功不可沒的。

——劉志榮

達夫感情飽滿細膩，觀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學、西洋文學根基都雄厚。從氣質上來講，他是個杰出的抒情詩人，散文和小說不過是詩歌的擴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風云變幻而又蕩氣回腸的長詩。這樣的詩人，近代詩史上是屈指可數的。在新文藝作家的隊伍中，魯迅、田漢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氣壯，新詩是一代巨匠，但說到舊體詩詞，就深情和熟練而言，應當退避達夫三舍。這話我當著沫若兄的面也講過，他只是點頭而笑，心悅誠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