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之死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世稱“杜工部”、“杜老”、“杜少陵”等。漢族，鞏縣(今河南鞏義)人。杜甫曾祖父起由襄陽(今屬湖北)遷居鞏縣。盛唐時期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憂國憂民，人格高尚，他的約1400余首詩被保留了下來，詩藝精湛，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備受推崇。

人們一想起杜甫，腦海浮現的多半是一位憂國憂民、樸實謙和的長者。但長者也曾年輕，溫厚的人也有狂放的一面。如果不是命運的捉弄，杜甫在后人面前呈現的，也許是另一種面貌。

交游：因為狂傲差點被殺

杜甫和李白的相遇，被稱為文學史上的大事。他們一起在山東一帶漫游，一起拜訪當時著名的道士。杜甫這樣形容他們的日子：痛飲狂歌，飛揚跋扈。即便多少有點夸張，那也是狂放不羈了一一這就是青年時期的杜甫。在盛唐這樣一個時代，人們胸襟開闊宏大，思想生氣勃勃，狂放被認為是自信健康的一種美，所以李白的灑脫那樣受人景仰，所以杜甫也自然流露著時代的驕傲。他們一起登臨高臺，慷慨懷古、縱論天下，令周圍的人艷羨，又令人們覺得高深莫測。

杜甫自己也曾經回憶年少時的“輕狂”，那是一個躊躇滿志的杜甫。和李白一樣，杜甫也是滿腔治國平天下的狂想。不同的是，當時的李白已經從長安鎩羽而歸，而杜甫卻正懷著一肚子好夢準備去碰碰運氣。

杜甫在長安四處碰到的都是墻壁。即使這樣，他依舊帶著幾分年輕的狂傲。在給唐明皇的上書中，毫不含糊地自稱才華絕不在漢代的文學大家楊雄，枚皋之下。在今天看來，楊雄、枚皋的成就聲名遠不及杜甫，但在當時，杜甫的這種說法，就好比現在某人自稱和魯迅不相上下一樣。杜甫目空一切的氣勢，實在也不比李白差多少。

中年之后，杜甫仍然不時露出狂態。他在四川的生活，是后半生為數不多的安定日子，這全靠他的故交、劍南節度使嚴武的照應。但是，杜甫對嚴武也經常漫不經心。和嚴武見面的時候，杜甫經常連帽子都不戴，這在當時是極其失禮的舉動。傳說中最邪門的一次，喝醉的杜甫坐上嚴武的座位，瞪著嚴武說：“嚴挺之還有這樣的兒子！”直呼別人父親的名諱，同樣也是當時的大忌。杜甫這完全是借酒撒瘋了。

嚴武對杜甫雖然一貫友善，但身為一方軍閥，嚴武脾氣暴躁是出了名的，為小事殺人那是常事。杜甫這樣沒事就摸老虎須子玩，嚴武盡管沒有馬上發作，心里卻動了殺機。一天，嚴武召集部下準備去殺了杜甫，要不是嚴武的母親及時救杜甫，我們今天就看不到“青春作伴好還鄉”這樣的詩句了。

在杜甫的吟誦中，人們總是看到一個關心民間疾苦、善良又熱心腸的老人，很難把那和那種輕狂對照起來。或許，人性的復雜多面正是這樣吧。

從政：最后只好消極引退

杜甫的詩歌時常出現放歌縱酒的描述，中間多少能夠體現出一點他的疏狂。而他的固執倔強，好像卻不容易看到。

安史之亂爆發后，宰相房琯率兵與叛軍大戰失利，被朝廷罷官。杜甫此時剛剛當上了負責進諫的左拾遺，就向同樣登基不久的唐肅宗上疏，認為房琯沒有大罪過，應該仍舊給予重任。這還不算，在朝廷上面見唐肅宗時，杜甫盯著這件事情不放，糾纏不休。

除了態度異常堅決外，大約他又犯了老毛病。說話有點沒上沒下，終于把唐肅宗弄火了。下令審訊杜甫。這次是宰相和御史出面求情，大意是杜甫說話雖然沒分寸，但也算盡職盡責，杜甫這才免了刑罰之災。

而僥幸逃過一劫后的杜甫居然還不見好就收，再次上疏為房琯的事情喋喋不休，很有點不知死活的勁頭。這種不屈不撓的脾氣和唐朝初年的名臣魏征非常相似，不達目的決不收手。但魏征風云際會、恰逢明主，遇到了唐太宗這樣千古少見的頭腦清楚的皇帝，才成就了一代諫臣的名聲?？v然如此。唐太宗還經常被氣得嚷嚷，要殺了這個不知進退的家伙。

杜甫碰到的唐肅宗可就沒那么明白了，從此就不怎么搭理杜甫，不久便找了個借口遠遠地把他打發了事。在嚴武手下當差時，杜甫還是舊習不改。杜甫和嚴武幕府的同僚不和，干了一段就不耐煩了，請求嚴武批準辭職。嚴武沒有答應，杜甫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報告申請。碰上這樣的倔脾氣，嚴武大概也被磨得受不了，只能讓杜甫回草堂當平民了。

這個事件看來是杜甫一生的一個轉折，從在唐肅宗中央政府的積極進取，到在嚴武地方政府的消極請辭，杜甫從政的熱情似乎消退了。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對國亂民困的憂慮始終如一。

生存：一半餓死一半撐死

政治上不得志是一種不幸，但杜甫悲慘境遇的根源是他生活的潦倒，他后半生最大的敵人竟然是饑餓。

初到長安不久，父親去世使杜甫失去了經濟來源，很快生活就陷于困窘。他曾采草藥出售以糊口。曾經去買救濟災民而低價出售的糧食。但這些都救不了窮，十來天沒米下鍋的情形也不少見，他不得不奔走于豪門和親友之間，乞求一點援助。

杜甫在長安有一個晚輩，為了蹭一頓飯，杜甫時時到那里走動。這個晚輩混得也一般，杜甫去的多了，他雖然表面上不便說什么，給人氣受的事情難免做點出來。偶爾運氣好了，有人同情杜甫的處境，熱情招待他一次，就足以讓杜甫感激不盡了。

這種生活狀態，杜甫在長安堅持了10年。等杜甫弄到一個小官的職位時，已經有點太晚了。他上任不久回家探親，進門聽到的是小兒子活活餓死的噩耗。一代“詩圣”流落到這步慘狀，“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原來不只是眼見，還是切身之痛。

安史之亂時，“餓”依然是杜甫揮之不去的陰影。在流離失所的歲月里，他拾過橡栗、挖過野芋，輾轉掙扎到四川時，已經一身是病。在杜甫的詩中，流露出對貧苦民眾那么真切的同情哀憐。又何嘗不是他本人的付出太過沉重了。

杜甫的死也和饑餓有著斬不斷的聯系。離開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圍困。連續餓了9天。當地縣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來，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難得饕餮一回的杜甫當晚就因為醉飽過度而辭世了。

杰出詩人卻落得如此下場，大概令后人感到不安，于是人們對杜甫的死因做了種種解釋，并推斷出溺死、病死等各種說法。然而，縱然真是這樣，對詩人本身的痛苦也沒有任何補益。他以他的顛沛痛楚見證了盛世唐朝的沒落，他那些偉大詩篇，就是他一生悲苦的哀鳴，也是一個輝煌時代走向終結的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