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與書結緣

作者：陸昕(系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文人與書結緣，是非常自然的事。因為文人的事業、生計都與書分不開，由此而愛書、藏書也就理所當然。然而，書又具有商品屬性，并非你所愛、所想的書都買得起、藏得住，所以又生出許多文人與書的酸甜苦辣的故事。人們愛看書話，一半原因是為了獲取一些版本知識，另一半，依我看，也許還是大半，就是想看看這些藏書故事。

由此而想起我結識的一些前輩的往事。雖然談不上故事，卻與書有關，隨手寫下，以作雪泥鴻爪。

啟功先生藏書甚富，與客廳相連的一間房中，列架充楹，卻非四壁皆書。因為四壁皆書，則表明中間是空的，可容人走動。啟先生這間房中的書架卻是一排排行列，只供人穿行。這書庫并不任人進入，我那次也是“誤入白虎堂”，事前并未請示，事后也不好說明，但由此知道啟先生藏書很富。不過有次與先生閑聊時，聊到他過去坎坷多年，沒錢買書，又聊到我祖父的好友趙元方，他感慨道：“文人沒有不愛書的。趙元方有錢，可以買好書，所以我們這些人，都羨慕他。”他到老年，仍然買書不輟。有一回，中國書店某師傅送來某部大概是他久思不得的古書，啟先生翻看時手都因激動有點哆嗦。我怕打擾，起身進了他的臥室，見床前柜上有他自作的一副對聯鏡心，上書“飲余有興徐添酒，來日無多慎買書”。看著聯語，回想方才，“言行不一啊”，我心想。

啟先生的好友張中行也愛書。記得我第一回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見到張先生，只五句話過后，張先生馬上問了句令我大感突兀的話：“你們家還有多少書?”看我一時不知怎么回答，張先生起身，一指他身旁和身后的白墻，又將兩手向四下里一分，問：“一面墻?兩面墻?能擺幾墻?”張先生藏古書不多，舊書不少。他跟我說，因他佩服周作人的學問，又跟周的私交不錯，所以周作人的所有著作他都有，并且本本都有周的親筆題贈。“文革”時，張先生怕紅衛兵問罪，將周的題贈頁一律撕去銷毀，將書全部保存下來。我聽后想，這純是知識分子的書生氣。

朱家溍先生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大家，我對他說的話中印象最深的是有次他說：“凡是收藏家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窮人。因為每一樣經他收藏的東西他都視為拱璧，難以割舍。光收不賣光進不出，而天下得有多少好東西?個人能有多少錢財?直到最后收不動，變成窮人完事。”

看前輩的書話，常見有“室人交謫”一語。這是文雅的說法。直白地講，就是夫妻打架。因為書而夫妻反目、爭吵，已是藏書文化中一道說不上亮麗的風景線。由此，我倒認為，文人也要賣書。因為文人的買書錢是從那有限的幾個“俸祿”中省出來的，而且節省的還不是他自己的，是帶著老婆孩子的衣食之資。所以，文人不應完全走藏書家之路，將本不富裕的自己變成窮人。愛書、藏書無可厚非，但斷不能影響了家庭。況且，書本身就需要流動，你把它禁錮在家，實質也是對書的傷害。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使其流布人間，與天下人共賞，正體現了書的最大價值和最佳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