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的勇氣

夢想的勇氣

文/余杰

前幾天，我跟幾個正在念高三的北京中學生聊天。當談到“理想”這個古老的話題時，他們每個人的想法都讓我大吃一驚。我以為這些男孩女孩最大的愿望就是考上北大、清華等名校，然而，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談到這一點。

有個女孩說，她的理想是當一個電影人。這種電影人是純粹的自由人，不依附于現有的電影制作和發行體制，與商業也沒有任何的關系。她希望中學畢業后到美國去，用一半時間來念書，另一半時間則去周游世界。出門的時候，只帶一個巨大的行囊。交通方面不用花任何的費用——一路上都可以搭好心人的順風車；到了晚上，就到教堂里去住宿，然后在教堂做義工，作為報答。這個女孩說，她要拿著一臺家用的普通攝影機，去拍攝那些真實的社會生活場景，去拍攝教堂天花板上莊嚴的壁畫，去拍攝街頭筆直的樹木和熙熙攘攘的行人，去拍攝孤獨而美麗的鄉間小屋……她要認識各種各樣的朋友，嘗試各種各樣的食品。她喜歡凱魯亞克的《在路上》，而不喜歡三毛和尤今寫的游記，她認為三毛和尤今的漂泊只是“走馬觀花”而已，她們看到的只是生活薄薄的表層，而她自己則要去發現更深沉的生命的真相。她還說，在四十歲以前不準備結婚，也就不會受到家庭的束縛，這樣就能夠專注地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為自己一個人而活著。這個女孩的母親是中央電視臺的一位導演，在體制內過著兢兢業業的、職業女性的生活。母女倆的人生將是天壤之別。于是，我問女孩：“你媽媽知道你的想法嗎?她是否支持你去實現這個夢想?”女孩對我“狡猾”地一笑，毫不在乎地說：“我沒有告訴媽媽呢。等到我自己能夠展翅飛翔的時候，媽媽想管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時候她能不讓我飛走嗎?”

另外一個男孩子告訴我，他的夢想是大學念醫科，畢業之后到非洲大陸最窮苦的國家盧旺達去。去干什么呢?不是去做生意，而是開設一家為當地人服務的、不收費的醫院。我更加奇怪了：“為什么你要挑選盧旺達呢?”男孩說，他在電視和互聯網上看到許多關于盧旺達內戰的消息，看到那里的孩子因為疾病和饑荒而變得骨瘦如柴，無依無靠地躺在沙漠里悲慘地等待死亡的降臨。那些因為饑餓而死的孩子，眼睛一直圓圓地睜著，仰望著不再純凈的藍天。看到這些苦難的畫面，這個男孩心里十分難受。他夢見自己來到那片干旱貧瘠的土地上，與那些小黑孩一起唱歌和舞蹈。他還告訴我，他知道在199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醫生無國界”組織當中就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醫生，他們往往為了一個單純而真誠的夢想奉獻出自己的一生。這個男孩說，他愿意像那些醫生一樣，到最窮苦、最危險的地方去，只要能夠拯救一個人的生命，就是人生中最大的快樂。這個男孩對夢想的表達，讓我深受感動，我不禁想起了偉大的特蕾莎修女。一輩子為窮人服務的特蕾莎修女說過：“人們往往為了私心，和為自己打算而失去信心。真正的信心是要我們付出愛心。有了愛心，我們才能付出愛。愛心成就了信心，信與愛是分不開的。”孩子是離愛最近的，人們要是能夠永遠保持孩提時的愛心該有多好啊。

孩子們的夢想還有很多很多，有人的夢想是當搖滾歌手，有人的夢想是下鄉搞水果培育，有人的夢想是去研究毒蛇，有人的夢想是創辦一所大學……在這些稀奇古怪的夢想中，可以看出每一個孩子的性格。

然而，沒有一個孩子想成為跟他們的爸爸媽媽一樣的、待在寫字樓里的、循規蹈矩的白領職員。要想真正了解孩子們內心深處的想法，大人們需要一種平等而真誠的心態。大人們一直自以為是地蔑視孩子，認為孩子幼稚、不成熟。然而，究竟什么是成熟呢?成熟是否就意味著世故和圓滑，意味著現實和功利，意味著失去做夢的勇氣?這樣的成熟，我寧可不要。

我敬重孩子們做夢的勇氣，也羨慕他們做夢的自由。我也知道，真正能實現自己夢想的，在這群孩子中是少數，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還是得成為天天坐辦公室的白領，過著平凡而乏味的生活。但是，我還是覺得，有做夢的勇氣，真好。美國教育家博耶回憶了一段關于自己孩子的往事。三十多年前，他和妻子被學校叫去。校方憂慮地告訴他們，他們的孩子已經成了一個“特殊學生”——孩子的成績十分糟糕。在一次測驗里，老師給這個孩子寫了一句“他是一個夢想家”的評語。博耶啞然失笑，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喜歡幻想，經常幻想星星和月亮，幻想到非常遙遠的地方，甚至幻想怎樣才能逃離學校。但是，博耶絕對相信自己的孩子是一個天才，只不過他的才能不適合學校的常規活動和僵化的考試而已。于是，博耶按照自己的方式呵護著孩子的夢想，他相信學者詹姆斯·艾吉的觀點：“不管在什么環境下，人類的潛能都會隨著每一個小孩的出生而再現。”果然，孩子長大以后成為一個杰出的人物。

沒有夢想的童年算不上真正的童年，沒有夢想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人生。而夢想需要勇氣的支持，我們還有夢想的勇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