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跟窮孩子說“書中自有黃金屋”

應該向所有學生大力宣揚的是，接受高等教育是有機會體驗知識帶來的覺醒，而不僅僅是提高賺錢的能力。馬特·魯爾克/美聯社攝影

一名12年級的高中學生寫了一篇申請大學的文章，描述她想要從事與海洋學相關的職業。我們就叫她伊莎貝拉好了。幾個月前，我們利用午餐時間在我的教室對文章進行了潤色。文章寫的不錯，但充滿了17歲少女的幻想，比如與鯨魚結伴遨游。她的文章與眾不同的另一個原因是：她的職業目標不是這篇文章的重點，只是完成她目的陳述的表達手法，這點很令人驚訝，因為事實上很少用這種方式寫個人陳述。

文章的核心是圍繞教育工作者的一些言論，他們一直用這些言論激勵她和她的同齡人——來自低收入社區的少數民族學生。不斷有人給她洗腦，上大學是第一位的，是改善社會經濟地位的坦途。從上小學開始，老師就極力宣揚四年的大學生活能打開機遇的大門。學校領導能飛快地列舉出各種統計數據，說明大學畢業生和只有高中文憑的那些人在收入方面的巨大差距。總是有人對她說，想想你的家人，想想他們寄予的厚望，如果能一直努力讀書就會得到父輩無法擁有的東西。只要成績好，拿到頂尖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保證就會有個好工作，有了好工作，不僅自己經濟上能夠獨立而且還有能力回報親友，這些人一直努力工作并且對她充滿信心。

值得慶幸的是，伊莎貝拉批評這類說辭是目光短淺和頭腦簡單。我猜大概只有像她這樣的學生才會聽到這些。

我教的那些非洲裔和拉美裔學生都住在洛杉磯的英格爾伍德和西亞當斯。他們父母從事的工作是清潔工、卡車司機和非工會的木匠。當校長、輔導員和老師一次又一次地重復著，有了大學文憑會改善經濟窘迫的情況，他們并不是指高等教育除了這點就沒別的用處了。但是當只專注在獲取這種潛在利益時，教育工作者們讓學生注意不到別的事物，他們強調知識累積后成果的價值卻忽略了知識累積本身的重要性。這種做法傳遞的消息是，求知欲排在經濟保障之后。

雖然伊莎貝拉的文章承認她沒有經濟優勢也敏感地描繪了她父母生活的困頓，但她盼望能將重心首先放在培養自己的求知欲上。她詳細講述了對海膽等海洋生物的好奇，這種好奇激發了她對海洋生物學的熱情，她希望能在未來的大學生活和隨后的職業生涯中一直保持這份熱情。大學會把她送到知識海洋的彼岸，而不是送來意外的橫財。她要讓自己畢生的職業是她想要去做的，而不是她能去做的。

可以理解我的學生們為什么十分在意金錢。他們沒有資本不去擔心。他們幻想著將來有錢可以讓他們好好享受生活。他們夢想擁有某種顏色的限定款汽車、位于特殊社區的大豪宅以及隨時可以在喜歡的餐廳享用豐盛的美食。許多學生參觀東岸文科學院時幾乎為之瘋狂，我所在的學校用心良苦地安排了很多這種參觀活動。大學申請季節時，斯沃斯莫爾和哈弗福德等大學會讓伊莎貝拉這樣的學生飛過去面試。少數幾名學生會被東岸大學錄取，但絕大多數學生會進入公立大學，尤其是加利福尼亞的大學，這些學校可以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機會。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很多向往文科學院的學生不一定了解這類大學強在哪里。吸引他們的是安靜的校園、飽經風雨的墻磚和層層疊疊的常春藤，但在內心他們已經毅然踏入職前教育階段。

與此相反，在我高中最后兩年就讀的私立學校，我的同學們考慮的是他們想在大學里學到什么，不僅僅只是他們想要從事的職業。有的同學知道將來很可能就讀醫學院或法學院，但他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未來。我那些有錢有勢的同學很享受金錢帶來的快樂，這點我看得出來。有人喜歡汽車，愛買衣服，但大多數人似乎覺得這理所當然。他們不談論金錢。相反，未來的醫生談論在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工作，治療影響公眾健康的流行病。未來的律師設想開辦律師事務所服務家鄉的社區。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想要做一些特別的事。

相比之下，我那些希望從事高薪職業的學生們對工作實質毫無概念——想當律師的不了解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的差別，也不知道讀法學院要如何準備；想經商的不知道創業的各種細節。雖然這種茫然的根源來自他們的生活圈子里沒有可以模仿的對象，但也由于缺乏想象力，因為導師們已經一手包辦了他們自稱的大學規劃。這些學生聽到的是，當一名醫生很棒，可以賺大錢，受人尊敬，能過上富足的生活。他們沒聽到的是，當一名醫生很棒的原因是，醫生所具備的專業知識能讓他們去做很棒的事。

當學校弱化高等教育對智力發展的重要性時，學生們對未來也變得不再富有想象力。

這類言論也符合大家經常提及的吉恩·安揚(JeanAnyon)的研究，這位教育研究人員于今年9月去世了。在針對小學的研究過程中，安揚注意到學校是如何限定了孩子們的社會地位。她發現，在富裕家庭孩子就讀的學校，老師教這些學生如何承擔領導角色并培養他們充滿自信地自我表達和演講辯論。對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學校教育的重點放在讓學生總是忙忙碌碌而且規矩聽話。而中產階級家庭孩子就讀的學校弱化個性展示和深入分析，獎勵學生盡職地完成指定的機械工作。根據安揚的研究，學校針對不同情況制定的“隱性課程”為學生們量身定制了未來的社會角色。有些學生學會服從命令，其他學生學會規劃執行方案并且層層落實責任。學校可以通過社會復制讓這種不公平延續下去，或者選擇努力變革從而幫助學生超越它。

伊莎貝拉聽到的大學目標這類言論還潛藏了一個信息。當學校看似隨意但不停弱化高等教育對智力發展的重要性時，學生對未來也變得不再富有想象力。根據2013年11月AC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的大學選擇報告，32%的學生選擇了他們并不真正感興趣的專業。這份研究還表明，做出這種選擇的學生順利畢業的可能也較小。高中老師都知道，好學生考取重點大學不難，但順利畢業就難說了——尤其是少數民族的第一代移民大學生，比如伊莎貝拉和她的同學們。

大學應該向所有學生“灌輸”的是，有機會體驗知識帶來的覺醒。所有的學生都應該知道，享有特權與追求愛好息息相關。人們有權利按照心靈的指引生活，用生命打造自己獨具的特性，而不僅僅是為了生存。接受高等教育意味著你的價值觀念和興趣愛好可以左右你的選擇。享有特權的這些18歲孩子們已經得到了被文科學院吸引的教訓，這很正常。我不愿生活在這樣的國家，夸夸其談大學的目的就是讓有錢有勢的孩子成為革新者和創造者，而品學兼優的窮孩子則被教育成有知識的合格打工者。伊莎貝拉靠自己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像她沒有上過校外輔導班門門功課照樣拿優一樣。但為了讓更多的學生也同樣明白，我們需要主動告知我們最被邊緣化的學生，想要擁有愉快的職業生涯，培養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及保持進取心和職業道德都是缺一不可的。

原文選自：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