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責任歸誰

文化大革命的責任歸誰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五十多個年頭了，歷史告訴我們它確實是一場浩劫：它造成了我國的國民經濟大倒退；它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不少人被迫害之死，許多人受到摧殘。這都是事實。

但文化大革命的責任都歸毛主席嗎?如果這樣以為，那筆者認為就不是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歷史觀。

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事實勝于雄辯。毛主席在與斯諾的談過中說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當時走資派在當權，他作為黨的主席連出版一本小冊子的權利都沒有，所以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奪取走資派的權。于是從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開始，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展開了……

那么毛主席說的，連出版一本小冊子的權利都沒有，當時情況確實是這樣嗎?筆者認為應該是的。因為當時那個年代作為平民百姓看到的都是劉少奇掛像，學習宣傳的都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尤其共產黨員人手一冊，而毛主席的書一般是看不到的。

所以事實是黨的領袖權威已經受到了挑戰或者架空，而領袖是人不是神，可想而知他會采取什么措施來恢復他的權威。我們再看彭德懷在中央廬山會議上公開發表萬言書，直接公開指責毛主席，也就是事實上損毀領袖的權威，那么結果我們也可想而知。

所以筆者認為雖然歷史證明劉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彭德懷的‘’萬言書‘’是對的，但他們采取公開損毀領袖的權威的方法是不妥的，從而結果與劉少奇，彭德懷設想的完全相反。

事實上我們看一下當今的社會，我們就會明白這個道理。假如一個單位的智者想出了一個好辦法，而這個辦法正好與領導的想法相左，如果他先不個別與領導溝通，闡述理由，從而爭取領導的支持，而是公開拿出自己的好辦法，并且公開指責領導的錯辦法，那結果會是什么呢?那一定事與愿違，不會有好的結果。

所以從某種角度說，文化大革命的責任不應全歸毛主席；而由此我們應該永遠記住的教訓是：雖然我們反對個人崇拜，個人迷信，但我們絕不能損毀黨的領袖的權威，如果自己有好的方案，應與領袖溝通，以建議的方式進行，絕不應采取損毀領袖威望的方式進行；所以我們一定要一切行動聽指揮，所以我們一定要自覺維護黨的團結，所以我們一定要自覺維護領袖的權威；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轍，才不會內斗，從而在以習見平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把我們的事業做得更好，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