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沈園》郭沫若

訪沈園

郭沫若

一

紹興的沈園，是南宋詩人陸游寫《釵頭鳳》的地方。當年著名的林園，其中一部分已經辟為“陸游紀念室”。

二

《釵頭鳳》的故事，是陸游生活中的悲劇。他在二十歲時曾經和他的表妹唐琬（蕙仙）結婚，伉儷甚篤。但不幸唐琬為陸母所不喜，二人被迫離析。

十余年后，唐琬已改嫁趙家，陸游也已另娶王氏。一日，陸游往游沈園，無心之間與唐琬及其后夫趙士程相遇。陸即未忘前盟，唐亦心念舊歡。唐勸其后夫遣家童送陸酒肴以致意。陸不勝悲痛，因題《釵頭鳳》一詞于壁。其詞云：

“紅酥手，黃滕酒，滿城春色宮墻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邑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

這詞為唐琬所見，她還有和詞，有“病魂常似秋千索”，“怕人尋問，咽淚裝歡，瞞，瞞，瞞”等語。和詞韻不甚諧，或許是好事者所托。但唐終抑郁成病，至于夭折。我想，她的早死，趙士程是不能沒有責任的。

四十年后，陸游已經七十五歲了。曾夢游沈園，更深沉地觸動了他的隱痛。他又寫了兩首很哀惋的七絕，題目就叫《沈園》。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泫然。”

這是《釵頭鳳》故事的全部，是很動人的一幕悲劇。

三

十月二十七日我到了紹興，留宿了兩夜。凡是應該參觀的地方，大都去過了。二十九日，我要離開紹興了。清早，爭取時間，去訪問了沈園。

在陸游生前已經是“非復舊池臺”的沈園，今天更完全改變了面貌。我所看到的是一片田圃。有一家舊了的平常院落，在左側的門楣掛著一個兩尺多長的牌子，上面寫著“陸游紀念室外（沈陽）”字樣。

大門是開著的，我進去看了。里面似乎住著好幾家人。只在不大的正中的廳堂上陳列著有關陸游的文物。有陸游浮雕像章的拓本，有陸游著作的木板印本，有當年的沈園圖，有近年在平江水庫工地上發現的陸游第四子陸子坦夫婦的壙記，等等。我跑馬觀花地看了一遍，又連忙走出來了。

向導的同志告訴我：“在田圃中有一個葫蘆形的小池和一個大的方池是當年沈園的故物。”

我走到有些樹木掩蔭著的葫蘆池邊去看了一下，一池都是苔藻。池邊有些高低不平的土堆，據說是當年的假山。大方池也遠遠望了一下，水量看來是豐富的，周圍是稻田。

待我回轉身時，一位中年婦人，看樣子好象是中學教師，身材不高，手里拿著一本小書，向我走來。

她把書遞給我說：“我就是沈家的后人，這本書送給你。”

我接過來看時，是齊治平著的《陸游》，中華書局出版。我連忙向她致謝。

她又自我介紹地說：“老母親病了，我是從上海趕回來的。”

“令堂的病不嚴重吧?”我問了她。

“幸好，已經平復了。”

正在這樣說著，斜對面從菜園地里又走來了一位青年，穿著黃色軍裝。贈書者為我介紹：“這是我的兒子，他是從南京趕回來的。”

我上前去和他握了手。想到同志們在招待處等我去吃早飯，吃了早飯便得趕快動身，因此我便匆匆忙忙地告了別。

這是我訪問沈園時出乎意外的一段插話。

四

這段插話似乎頗有詩意。但它橫在我的心中，老是使我不安。我走得太匆忙了，忘記問清楚那母子兩人的姓名和住址。

我接受了別人的禮物，沒有東西也沒有辦法來回答，就好象欠了一筆債的一樣。

《陸游》這個小冊子，在我的旅行篋里放著，我偶爾取出翻閱，一想到《釵頭鳳》的調子，也醞釀了一首詞來：

“宮墻柳，今烏有，沈園蛻變懷詩叟。秋風裊，晨光好，滿畦蔬菜，一池萍藻。草，草，草，沈家后，人情厚，《陸游》一冊蒙相授。來歸寧，為親病。病例情何似?醫療有慶。幸，幸，幸。”

的確，“滿城春色宮墻柳”的影象是看不見了。但除“滿畦蔬菜，一池萍藻”之外，我還看見了一些樹木，特別是有兩株新載重的楊柳。

陸游和唐琬是和封建社會搏斗過的人。他們的一生是悲劇，但他們是勝利者。封建社會在今天已經被根推翻了，而他們的優美形象卻永遠活在人們的心里。

沈園變成了田圃，在今天看來，不是零落，而是蛻變。世界改造了，昨天的富室林園變成了今天的人民田圃。今天的“陸游紀念室”還只是細胞，明天的“陸游紀念室”會發展成為更美麗的池臺——人民的池臺。

陸游有知，如果他今天再到沈園來，他決不會傷心落淚，而是會引吭高歌的。他會看到橋下的“驚鴻照影”——那唐琬的影子，真象飛鴻一樣，永遠在高空中飛翔。

作者簡介：郭沫若（1892-1978）現代著名詩人、文學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四川樂山縣人。194年赴日本留學，在十月革命影響下，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1919年至1920年之交，創作了詩集《女神》，成為中國新詩的奠基人。1921年回國后，與郁達夫、成仿吾成立了著名文學團體“創造社”，從事新文學運動。1926年投筆從戎，先后擔任北伐革命軍政治部秘書長等職。北伐失敗后，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1928年流亡日本，開始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在為期十年里，對中國歷史和古文字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抗戰爆發后回國，相繼寫下了《屈原》、《虎符》等多部歷史劇，揭露國民黨的賣國投降政策。抗戰勝利后，一直站在民主運動前列。建國后，歷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全國文聯主席等多種職務，但仍積極著述，發揮了他的多方面特長，一直被譽為史學界、文藝界的杰出戰士。

摘自：1962年月12月9日《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