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鑒真故居》王西彥

訪鑒真故居

上德乘懷渡，金人道已東。

——思托：《傷鑒真和尚傳燈逝》

看到報載日本作家井上靖來中國觀看影片《天平之甍》拍攝外景的消息，不禁使我回憶起幾個月前訪問揚州鑒真故居的情景。

揚州西北郊有座叫做“蜀崗”的名山。據李斗《揚州畫舫錄》中所引資料說：“蜀崗上自六合縣界，來至儀征小帆山入境，綿亙數十里，接江都縣界。”又說：“舊傳地脈通蜀，故曰‘蜀崗’。”又說：“謂獨者蜀，蟲名，好獨行，故山獨曰‘蜀’。”說蜀崗的地脈遠通四川，未免夸大，似應相信它以“獨行之山”得名的說法。山有突起的三峰，最高的東峰為觀音山，西峰是司徒廟，和觀音山對峙的中峰則有萬松嶺、平山堂和著名的法凈寺。這個古幸的聞名于世，除了它是南朝宋孝武帝時所建造，歷史很悠久，更由于唐代高僧鑒真和尚曾在這里當過住持，他東渡日本傳教講法的事業，就開始于這個地方。關于鑒真六次東渡的故事，我曾讀過一些歷史記載，包括現代日本作家井上靖的中篇小說《天平之甍》，對于鑒真和尚無視海上的惡風險良、堅持為理想而奮斗的獻身精神，懷有很高的尊敬；因此，一到揚州，就去訪問了法凈寺。

是立夏節后一個多云的日子，正當我們的車子停在寺前的空坪里，陽光剛好透出薄薄的云層，寺院周圍的蔥蘢古木，頓時閃發出一片眩眼的金光。同行的一位本地朋友指著大門上的匾額，給我講述起這個古寺的歷史，說是它建立于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大明年間，原叫“大明寺”，直到清代初年才改成現在的名字，那自然是因為，對當時的統治者來說，“大明”二字是一種忌諱。進入大門，這們朋友又解釋說，和其他所有古寺一樣，這個古寺也有著它的漫長經歷，光是清代，就經過順漢、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修建；但至今仍然保持著寺宇和塑像的完整，卻叨光于鑒真和尚享有日本人民對他的崇仰，使它避免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破壞。我們參觀了前殿和正殿，就去看訪年近八旬的住持能勤法師。這位老法師住在寺院東側一座精致而幽靜的小樓上。我們被延請到二樓潔凈的會客室，看到墻壁上懸掛著郭沫若、陳垣、楚寒暄，就熱烈地談起話來。不久前，能勤法師參加中國佛教會訪問團，在團長趙樸初同志的率領下訪問了日本。他是出家人，年事也高了，但有識見，善談吐，精神矍鑠，出言詼諧動聽，訪問團訪問了日本的東京、大阪等好幾個城市，建有唐招提寺的奈良自然是個重點。他們受到日本僧俗人士異常熱情的款待，尤其是對他這個從法凈寺去的鑒真和尚的后繼者。他說了好幾個日本人民崇仰鑒真恩德的動人故事，說直到現在，人們還尊稱這位舍身為法的圣僧為“大和尚”，甚至豆腐坊也奉之為祖師。他又說了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和佛像，佛教信仰在日本人民中的巨大影響。我們的談話也不限于佛教范圍，老法師忽然贊頌起日本各大城市的管理制度。看起來，這個資本主義車家近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給了他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即使只是走馬看花式的訪問，這位老法師也有他頗為銳利的眼光，在繁榮的物質生活的享受中，看到了隱伏在日本人民心頭的恐懼感——恐懼石油供應的匱乏，恐懼生產機械化所招致的失業現象……在說這些話時，坐在我們面前的，已經不是一位虔誠的高僧，而是觀察深刻的經濟學家兼社會學家了。

談話告一段落，老法師陪同我們下樓參觀陳列室。原來這座小樓就是新建鑒真紀念堂的組成部分，我們是從后門進入的。陳列室里有許多關于鑒真生平事跡的歷史文獻，畫片圖表，東渡時帶往日本的藥物標本，以及日本來訪者的題字，包括能勤法師訪日時帶回國來的大量禮品，還有一本特別珍貴的保留訪問團活動照片的紀念冊。從它們，你可以看到鑒真和尚用最虔誠的宗教信仰和最堅忍的意志力量栽培起來的民族感情的花朵，是怎樣的源遠流長，永不凋謝。

離開陳列室，我們從寺院的另一個側門，去參觀紀念堂的碑亭和正殿。紀念堂是一個不大的建筑群，為了紀念鑒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興建于一九六三年。它的體制，參照鑒真建造在日本奈良的著名唐招提寺。我們走進旁邊列有石鼓、上面懸掛匾額的門廳，就看到碑亭里那塊引人注目的臥式紀念碑。據說，碑下那個段彌座，是依照南京棲霞山的唐代遺物刻成的。碑的正面是郭沫若題的“唐大和尚鑒真紀念碑”九個筆觸豪放的大字，陰面是趙樸撰寫的碑文，熱情頌揚了中日兩國人民千百年來的友誼。正殿和兩邊的長廊，既保持了唐代的建筑風格，又顯示出揚州的地方特色，柱、梁、枋、拱都是木材本色，在白堊墻壁的襯托下，給人一種樸素穆的感覺。正殿正中，是一尊楠木雕制的鑒真和尚坐像。據《天平之甍》里的描繪，鑒真是一位“骨格粗壯，身材魁梧”的人物，但這尊按照唐招提寺的真像模刻的坐像，大概由于真像是鑒真七十六歲圓寂時塑造的，或者是古人的身量原就沒有現代人高大的緣故吧，顯得比較瘦小，不禁使我驚訝于在這小小的體軀里，竟然蘊藏有這樣充沛的熱情和堅韌的意志。我久久地站在坐像章前面，緬懷著這位毅力尺人的高僧所完成的稀世業績。

鑒真和尚是唐代一位很有學問的律學大師，被稱為“鑒真獨秀”。當時，京都長安是全國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宗教中心，唐初就陸續有外國僧侶前來，貞觀年間玄臧從印度回國后，在長安廣譯經典，對僧侶們的吸引力就更大了。外國僧侶中，日本的最多，他們有留住中國三、四十年之久的，有的還在宮遷里做了宮。開元年間，日僧榮睿、普照來中國學法時，邀請鑒真去日本傳經。可是，蒼波渺漫，萬里涉海，談何容易?從天寶元年起，十一年間，一共啟航五次，不是木船被風浪擊毀，就是遭受官府的禁止和僧眾的攔阻，都告失敗。第五次東度未成時，他因打擊過大，加以漂流嶺南，暑熱熏蒸，以致雙目失明，但鑒真毫不灰心，于天寶十二年十月間，以六十六歲的高齡，第六次從揚州出發，終于在年底到達日本，實現了他多年的宏原。井上靖的小說里，描敘天寶元年十月間日僧榮睿和普照到揚州大明寺會見鑒真，請求他推薦去日本施戒的傳戒師；當他向僧眾征詢意見，有僧人以“去日本須渡過浩淼滄海，百人中無一得渡”的理由推辭時，鑒真回答道：“為了佛法，即使浩淼滄海，也不應戀惜身命，你們既然不去，那末，我去吧。”下了這樣的決心，他就歷盡艱險，也絕不動搖。天寶七年航海失敗后，日僧榮睿病逝端州（廣東高要），普照信心動搖。年過六旬的鑒真的視力也劇烈衰退，但他說：“我發愿去日本傳授戒律，已經下了幾次海，不幸至今仍未踏上日本國土，但這個心愿，總有一天要實現的。”不久，他的雙眼就完全失明，北子祥彥也死在吉州（江西吉安）。直到五年之后，才獲得成功。請讀一讀井上靖的描述吧。鑒真、普照和弟子思托等人的另一條船，十二月下旬臨近日本國土時，海上的浪濤一直沒有平靜：“船在大浪上緩緩漂流，浪頭還是很高”；“在東方的曙光下”，海面上“流動著墨一樣的黑潮”；鑒真等人“都象失了知覺似的仰臥著”，“兩天來和大風大浪的斗爭，都使他們昏昏睡去了”……

這是怎樣足驚天地的獻身精神！

《天平之甍》取材日本真人元開著于鑒真圓寂后不久的《東征傳》，如其說是小說創作，毋寧說是歷史故事。鑒真到達日本后，天平勝寶七年受命在奈良興建唐招提寺。竣工時，有一位使臣帶回一個中國的“甍”（放在寺廟屋脊兩邊的鴟尾），寫明是送給普照的，被安置在招擔寺金堂的屋頂上。這個招提寺，就成為中日兩國人民友誼的永久紀念。但使日本人民對鑒真感恩戴德的，不僅是在宗教方面的傳經施戒，更在他東渡時給日本帶去了盛唐高度成熟的文化藝術，包括文學、繪畫、雕朔、書法以及建筑、醫藥、印刷等等知識和作品。有如一個最慷慨無私的播種者，把肥美的種子模樣植到日本的土壤里，使之開出燦爛的花，結成豐碩的果。

在給紀念堂寫了鑒真碑文的趙樸初同志的詩篇中，曾有“振衣蜀崗，千古高蹤長懷”之句。我想，這應該是每一個到過鑒真故居的訪問者的共同情懷。一千二百多年過去了，日本人民一直保持著對這位盲圣的崇仰。揚州的朋友寫信來說，在我訪問鑒真故居之后，《天平之甍》的作者井上靖先生也到了那里。在日本，除了小說《天平之甍》的流傳，還有劇本的公演和其他形式的紀念活動。鑒真應邀東渡時，曾對日僧提到日本崇敬佛法的長屋王子贈給我國的僧衣上面，繡有“山川異域，風雨同天”的詩句，說明中日兩國的確是兄弟之邦，應該永遠友好相處。象鑒真那么一個僧人，為了傳播佛法，也為了兩個鄰邦人民的友好，竟然能做出這樣的豐功偉績，除了他對宗教的虔誠，他為理想奮斗的堅忍意志，我以為給我們最深刻的啟示，是他那博大無私的胸懷。一個人的生命是很有限，但只要你能摒棄一切利害打算，破除一切地域觀念，全心全意為理想奮斗，為人民造福，你就能永生在人民心里，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歲月的交替，你就能永生在人民心里，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歲月的交替，愈益煥發出生命的價值。奈良的唐招提寺和揚州的鑒真故居固然是彌可珍貴的歷史紀念物，但如果沒有廣大人民永懷著對盲圣的感激，恐怕也將失去它們的光彩的吧。

作者簡介：王西彥，現代著名作家，教授。生于1914年。浙江省義烏縣青塘下村人。十六歲時，到杭州民眾教育實驗學校讀書。1933年到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讀書，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舊學聯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活動，曾任北平作家協會的執行委員，參加過“一二·九”運動。抗戰初期，在武漢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戰地服務團，后到中共湖南省委領導的《觀察日報》工作。1939年底，到福建主編《現代文藝》月刊。此后，先后在桂林師范學院、湖南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浙江師范學院任教。解放后，歷任湖南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上海市一至五屆政協委員會、上海市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理事。1953年調上海，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任《文藝月報》編委，1955年從事專業創作。他從容不迫933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眷戀土地的人》、《樸玉麗》、《新的土壤》；長篇小說《春回地暖》、《在漫長的路上》（共三部，已出一部）。此外，還有文藝評論集《論阿Q和他的悲劇》、《唱贊歌的時代》、《從播種的到收獲》、《論，紅樓夢>和新舊紅學》，以及外國文學評論集《嚴峻的文學》。

摘自：1979年8月8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