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道上》孫伏園

長安道上

孫伏園

開明先生：

在長安道上讀到你的“苦雨”，卻有一種特別的風味，為住在北京人的們所想不到的。因為我到長安的時候，長安人正在以不殺豬羊為武器，大與老天爺拚命，硬逼他非下雨不可。我是十四日到長安的，你寫“苦雨”在十七日，長安卻到二十一日才得雨的。不但長安苦旱，我過鄭州，就知鄭州一帶已有兩月不曾下雨，而且以關閉南門，禁宰豬羊為他們求雨的手段。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們在車上，見街中走著大隊衣衫整潔的人，頭上戴著鮮柳葉扎成的帽圈，前面導以各種刺耳的音樂。這一大群“桂冠詩人”似的人物，主是為了苦旱向老天爺游街示威的。我們如果以科學來判斷他們，這種舉動自然是太幼稚。但放開這一面不提，單論他們的這般模樣，地令我覺著一種美的詩趣。長安城內就沒有這樣純樸了，一方面雖然禁屠，卻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調和的沒有肉吃以外，絲毫不見其他有趣的舉動。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動身的，那時北京正下著梅雨。這天下午我到青云閣買物，出來遇著大雨，不能行車，遂在青云閣門口等待十余分鐘。雨過后上車回寓，見李鐵拐斜街地上干白，天空雖有塊云來往，卻毫無下雨之意。江南人所謂“夏雨隔灰堆，秋雨隔牛背”，此種景象年來每于北地見之，豈真先生所謂“天氣轉變”歟?從這樣充滿著江南風味的北京城出來，碰巧沿著黃河往“陜半天”去，私心以為必可躲開梅雨，擺脫江南景色，待我回京時，已是秋高氣爽了。而孰知大不然。從近日寄到的北京報上，知道北京的雨水還是方興未艾，而所謂江南景色，則凡我所經各地，又是凄眼皆然。火車出直隸南境，就見兩旁田地，漸漸腴潤。種植的是各物俱備，有花草，有樹木，有莊稼，是冶森林花園田地于一爐，而鄉人廬舍，好在這綠色叢中，四處點綴，這不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感得黃河南北，竟有勝過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連年匪亂，所經各地以此為最枯槁，一入潼關便又有江南風味了。江南的景色，全點染在平面上，高的無非是山，低的無非是水而已，決還有如何南陜西一帶，即平地而亦有如許起伏不平之勢者。這黃河流域的層層黃土，如果能經人工布置，秀麗必能勝江南十倍。因為所差只是人工，氣候上已毫無問題，凡北方氣溫能種植的樹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樹，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與累贅的實，在西安到處皆是，而在北地是未曾見的。

自然所給與他們的并不甚薄，而陜西人因為連年兵荒，弄得活動的能力嵊極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國后的戰爭，歷史上從五胡亂華起一直到清未回匪之亂，幾乎每代都有大戰，一次一次的斫喪陜西人的元氣，所以陜西人多是安靜，沉默和順的；這在智識階級，或者一部分是關中的累代理學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過勞動階級也是如此：洋車夫，騾車夫等，在街上互相沖撞，繼起的大抵是一陣客氣的質問，沒有見過惡聲相向的。說句笑話，陜西不但人們如此，連狗們也如此。我因為怕中國醅地方太偏僻，特別預備兩套中國衣服帶去，后來知道陜西的狗如此客氣，終于連衣包也沒有打開，并深悔當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北京嘗有目我為日本人者，見陜西之狗應當愧死。）陜西人以此種態度與人相處，當然減少了許多爭斗，但用來對付自然，是絕對的吃虧的。我們赴陜的時候，火車只以由北京乘至河南陜州，從陜州到潼關，尚有一百八十里黃河水道，要笑我們一共走了足足四天。在南邊，出門時常聞人說“順風”！這句話我們聽了都當作過耳春風，誰也不去理會話中的意義；以了這種地方，才頓時覺悟所謂“順風”者有如此大的價值，平常我們無非托了洋鬼子的宏福，來往于火車輪船能達之處，不把順風逆風放在眼里而已。

黃河的河床高出地面，一般人大都知道，但這是下游的情形，上流并不如此。我們所經陜州到潼關一段，平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兩岸都是高山，其實山頂就是平地。河床是非常穩固，既不會泛濫，更不會改道，與下流情勢大不相同。但下流之所以淤塞，原因還在上流。上充的河岸，雖然高出河面三五丈，但土質并不結實，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隨時隨地，零零碎碎的倒下，夾河水流向下游，造成河慶高出地面的危險局勢；這完全是上游兩岸沒有森林的緣故。森林的功用，第一可以鞏固河岸，其次最重要的，可以使雨入河之勢轉為和緩，不至挾黃土以俱下。我們同行的人，于是在黃河船中，仿佛“上墳船里祠堂”一般，大計劃黃河兩岸的森林事業。公家組織，絕無希望，故只得先借助于迷信之說，云能種樹一株者增壽一紀，伐樹一株者減壽如之，使河岸居民踴躍種植。從沿河種起，一直往里種去，以三里為最你限度。造林的目的，本有兩方面：其一是養成木材，其二是造成森林。在黃河兩岸造林，既是困難事業，灌溉一定不能周到的，所以選材只能取那易于長成而不需灌溉的種類，即白楊，洋柳樹等等是已。這不但能使黃河下游永無水患，簡直能使黃河流域盡成膏腴，使古文明發源不到的“黃河清”也可以立時實現。河中行駛汽船，兩岸各設碼頭，山上建筑美麗的房屋，以石階達到河，那時坐在汽船中憑眺兩岸景色，我想比現在裝在白篷帆船中時，必將另有一副樣子。古來文人大抵有冶河計劃，見于小說者如《老殘游記》與《鏡花緣》中，各有洋洋灑灑的大文。而實際上治河官吏，到現在還墨守著“搶堵”兩上字。上廁所說也無非是廢話，看作“上墳船時造祠堂”可也。

我們回來的時候，黃河以外，又經過渭河。渭河橫貫陜西全省，東至潼關，是其下流，發源一直在長安咸陽以上。長安方面，離城三十里，有地曰草灘者，即渭水充經長安之巨埠。從草灘起，東行二百五十里，抵潼關，全屬渭河水道。渭河雖在下游，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兩岸了與黃河一樣，雖間有村落，但不見有捕魚的。殷周之間的渭河，不知是否這個樣子，何以今日竟沒有一個漁人影子呢?陜西人的性質，我上面大略說過，渭河兩岸全是陜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蓋可想見。我很希望陜西水利局長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計劃一時實行，陜西的局面必將大有改變，即陜西人之性質亦必將漸由沉靜的變為活動的，與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據說陜西與甘肅較，陜西還算是得風氣之先的省分。陜西的物質生活，總算是低到極點了，一切日常應用的衣食工具，全須仰給于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則理學氣如上其重，已盡夠使我驚嘆了；但在甘肅，據云物質的生活還要降低，而理學的空氣還要嚴重哩。夫死守節是極普遍的道德，即十幾歲的寡婦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幾歲還衣不蔽體，這是多么不調和的現象！我勸甘肅人一句話，就是穿衣服，給那些苦孩子們穿衣服。

但是“穿衣服”這句話，我卻不敢用來勸告黃河船上的船夫。你且猜想，替我們搖黃河船的，是怎么樣的一種人。我告訴你，你們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他們紫黑色的皮膚之下，裝著健全的而又美滿的骨肉。頭發是剪了的，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舒適，決不計較“和尚吃洋炮，沙彌戳一刀，留辮子的有功勞”這種利害。他們不屑效法辜湯先生，但也不屑效法我們。什么平頭，分頭，陸軍式，海軍式，法國式，美國式，于他們全無意義。他們只知道頭發長了應該剪下，并不想到剪剩了的頭發上還可以翻種種花樣。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們的五個腳趾全是直伸，不象我們從小穿過京式鞋子，這個腳趾壓著那個腳趾上，那個腳趾又壓在另個腳趾上。在中國，畫家要找王碼電腦公司軟件中心雙腳的模特兒就甚不容易，吳新吾先生遺作“健”的一幅，雖在“健”的美名之下，而腳趾尚是架慶迭屋式的，為世詬病，良非無因。而勻竟于困苦旅行中無間得之，真是“不亦快哉”之一。我在黃河船中，身體也練好了許多，例如平常必掩窗而臥，船中前后無遮蔽，居然也不覺有頭痛身熱之患。但比之他們仍是小巫見大巫。太陽還沒有作工，他們便作工了，這就是他們所謂“雞巴看不見便開船”。這時候他們就是赤裸裸不掛一絲的，倘使我們當之，恐怕非有棉衣不可。烈日之下，我們一曬著便要頭痛，他們整天曬著似乎并不覺得。他們的形體真與希臘的雕像毫無二致，令我們欽佩到極點了。我們何曾沒有脫去衣服的勇氣，但是羞呀，我們這種身體，除了配給醫生看以外，還配給誰看呢，還有臉面再見這樣美滿發達的完人嗎?自然，健全的身體是否宿有健全的精神，是我們要想知道的問題。我們隨時留心他們的知識。當我們回來時，舟行渭水與黃河，同行者三人，據船夫推測的年齡是：我最小，“大約一二十歲，雖有胡子，不足為憑”。夏浮□先生“雖無胡子”，但比我大，總在二十以外。魯迅先生則在三十左右了。次序是不猜錯的，但幾乎每人平均減去了二十歲，這因為病色近于少年，健康色近于老年的緣故，不涉他們的知識問題。所以我們看他們的年紀，大抵都是四十上下，而不知內有六十余者，有五十余者，有二十五者，有二十者，亦足見我們的眼光之可憐了。二十五歲的一位，富于研究的性質，我們叫他為研究系（這不是我們的不是了）。他除了用力搖船拉纖維以外，有暇便踞在船頭或船尾，研究我們的舉動。夏先生吃蘇打水，水澆在蘇打上，如化石灰一般有聲，這自然被認為魔術。但是魔術性較少的，他們也件件視為奇事。一天夏先生穿汗衫，他便凝神注視，看他兩只手先后伸進補貼子去，頭再在當中的領窩里鉆將出來。夏先生頭問他“看什么”，他答道，“看穿之衣服”。可憐他不知道中國文里有兩種“看什么”，一種下面加“驚嘆號”的是“不準看”之意，又一種下面加“疑問號”的才是真的問看什么。他竟老老實實地答說“看穿衣服”了。夏先生問“穿衣服都沒有看見過嗎?”他說“沒有看見過”。知識是短少，他們的精神可是健全的。至于物質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他們看著我們把鐵罐一個一個地打開，用筷子夾出雞出魚肉來，覺得很是新鮮，吃完了罐給他們又是感激萬分了。但是我的見識，何嘗不與他們一樣的低陋：船上請我們吃面的碗，我的一只是淺淺的，米色的，有幾筆疏淡的畫的，頗類于出土的宋磁，我一時喜歡極了，為使將來可以從它喚回黃河船上生活的舊印象起見，所以向他們要來了，而他們的豪爽竟使我驚異，比我們拋棄一個鐵罐還要滿不在乎。

游陜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跡。但是我上面已經說過，累代的兵亂把陜西人的民族性都弄得沉靜和順了，古跡當然也免不了這同樣的災厄。秦都咸陽，第一次就遭項羽的焚毀。唐都并不是現在的長安，現在的長安城里幾乎看不見一點唐人的遺跡。只有一點：長安差不多家家戶戶，門上都貼詩貼畫，式如門地而較短闊，大抵共有四方，上面是四首律詩，或四幅山水等類，是別沒有見過的，或者還是唐人的遺風罷。至于古跡，大抵模糊得很，例如古人陵墓，秦始皇的只是象小山的那么一座，什么痕跡也沒有，只憑一句相傳的古話；周文武的只是一塊畢秋帆墓碑，他的根據也無非是一句相傳的古話。況且陵墓的價值，全是有系統的發掘與研究。現在只憑傳說，不求確知究竟是否秦皇漢武，而姑妄以秦皇漢武崇拜都是無聊的。適之先生常說，孔子的墳墓總得掘他一掘才好，這一掘也許能使全部哲學史改換一個新局面，誰肯相信這個道理呢?周秦的墳墓自然更應該發掘了，現在所謂的周秦墳墓，實際上是不是碑面上所寫的固屬疑問，但也是一個古人的墳墓是無疑問。所以發掘可以得到兩方面的結果，一方是偶然掘著的。但誰有這樣的興趣，又誰有這樣的膽量呢?私人掘著的，第一是目的不正當，他們只想得錢，不想得知識，所以把發掘古墳作掘藏一樣，一進去先將金銀珠玉搶走，其余土器石器，來不及帶走的，便胡亂搬動一番，從新將墳墓蓋好，現在發掘出來，見有亂放瓦器石器一堆者，大抵是已經古人盜掘出來，大多數人的意見，既不準有系統的發掘，而盜掘的事，又是自古已然，至今而有加無已。結果古墓依然盡被掘完，而知識上一無所得的。國人既如此不爭氣，世界學者為替人類增加學問起見，不遠千里而來動手發掘，我們亦何敢妄加堅拒呢?陵墓而外，古代建筑物，如大小二雁塔，名聲雖然甚為好聽，但細看他的重修碑記，至早也不過是清之干嘉，叫人如何引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樣重修，原不要緊，但看建筑時大抵加入新鮮分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遠。就是函谷關這樣的古跡，遠望去也已經是新式洋樓氣象。從前紹興有陶六九之子某君，被縣署及士紳囑托，重修蘭亭屋宇。某君是布業出生，布業會館是他經手建造的，他又很有錢，決不會從中肥己，成績宜乎甚好了；但修好以后一看，蘭亭完全變了布業會館的樣子，邑人至今為之惋惜。這回我到西邊一看，才知道天下并非只有一個陶六九之子，陶六九之子到處多有的。只有山水，恐怕不改舊觀，但曲江霸□，已經都有江沒有水了。渡霸大橋，既是霸橋，長如紹興之渡東橋，闊大過之，雖是民國初年重修，但聞不改原樣，所以古氣盎然。山最有名者為華山。我去時從潼關到長安走早感人的地方，在于他的一個“瘦”字；他的瘦零點是沒有法子形容，勉強談談，好象是綢緞鋪子里的玻璃柜里，瘦骨零丁的鐵架上，披著一匹光亮的綢緞。他如果是人，一定耿介自守的，但也許是鴉片大癮的。這或者就是華山之下的居民的象征罷。古跡雖然游的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從前的幻想打破了；魯迅先生說，看這種古跡，好象看梅蘭芳林黛玉，姜妙香賈寶玉，所以本來還打算到馬嵬坡去，為避免看失望起見，終于沒有去。

其他，我也到臥龍寺去看了藏經。說到陜西，人們就會聯想到圣人偷經，我這回也未必去看經吧。臥龍寺房屋甚為完整，是清茲禧太后西巡時重修的，距今不過二十四年。我到臥龍寺的時候，方丈定慧和尚沒有在寺，我便在寺內閑逛。忽聞西屋有孩童育書之聲，知有學塾，乃進去拜訪老夫子。分賓主坐下以后，問知老夫子是安徽人！因為先世宦游西安所以隨侍在此，前年也曾往北京候差，住在安徽會館，但終不得志而返。談吐非常文雅，而衣服則襤褸已極；大褂是赤膊穿的，顏色如醬油煮過一般，好幾顆鈕扣都沒有搭上；雖然拖著破鞋，但沒有襪子的；嘴上兩撇清秀的胡子，圓圓的臉，但不是健康色，——這時候內室的鴉片氣味一陣陣的從門帷縫里噴將出來，越加使我了解他的臉色何以黃瘦的原因，他只有一個兒子在身邊，已經沒有了其他眷屬。我問他，“自己教育也許比上學堂更好吧?”他連連地回答說，“也不過以子代仆，以子代仆！”桌上攤著些字片畫片，據他說是方丈托他補描寫完整的，他大概是方丈的食客一流，他不但在寺里多年，熟悉寺內的一切傳授系統，即與定慧方丈非常知已，所以他肯引導我到處參觀。藏經共有五柜，當初制柜是全帶抽屜的，制就以后始知安放不下，遂把抽屜統統去掉，但去掉以后又只能放滿三柜，兩柜至今空著。柜門外描有金彩龍紋，四個大字是“欽賜龍藏”。花紋雖然清晰，但這五個柜確是經過禍難為的；最近是道光年間，寺曾荒廢，破屋被三個數個戲班作寓，藏經雖非全被損毀，但零落散失了不少；咸同間，某年循舊例子于六月六日曬經，而不料是日下午忽有狂雨，寺內全體和尚一齊下手，還被雨打得個半干不濕，那時老夫子還年輕，也幫同搬著的。經有南北藏之分，南藏紙質甚好，雖經雨打，晾了幾天也就好；北藏卻從此容易受潮，到如今北藏比南藏不差遜一等。雖說宋藏經，其實只是宋版明印，不過南藏年代較早，是洪武時在南京印的，北藏較晚，是永樂時在北京印的。老夫子并將南藏殘本，鄭重的交我閱著，知紙質果然堅實，而字跡也甚秀麗。怪不得圣人見之，忽然起了邪念。我此次在陜，考查盜經情節，與報載微有不同。報載追回到點云在潼關，其實剛剛裝好箱篋，尚未運出西安，被陜人扣留。但陜人之以藏古玩請圣人評者，圣人全以“謝謝”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帶走者為數亦甚不少。有一學生投函指摘圣人行檢，圣人手批“交劉督軍嚴辦”字樣。圣人到陜，正在冬季，招待者問圣人說，“如缺少什么衣服，可由這邊備辦”。圣人就搖筆直書，開列衣服單一長篇，內計各種狐皮袍子一百幾十件云。陜人之反對偷經最烈者，為李宜之楊叔吉先生。李治水利，留德學生，現任水利局長；楊治醫學，留日學生，現任軍醫院軍醫。二人性情均極和順，言談舉止，沉靜而委婉，可為陜西民族性之好的一方面的代表。而他們對于圣人，竟亦忍無可忍，足見圣人舉動，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

陜西藝術空氣的厚薄，也是我所要知道的問題。門上貼著的詩畫，至少給我一個當前的引導。詩畫雖非新作，但筆致均楚楚可觀，決非市井細人毫無根柢者所能辦。然仔細研究，此種作品，無非因襲舊食，數百年如一日，于藝術空氣全無影響。唐人詩畫遺風，業經中斷，而新牙長發，為時尚早。我們初到西安時候，見招待員名片中，前美術學校校長王先生者，乃與之接談數次。王君年約五十余，前為中學幾何畫教員，容貌消秀，態度溫和，而頗喜講論。陜西教育界現況，我大抵即從王先生及女師校長長先生處得為。陜西因為連年兵亂，教員經費異常困難，前二三年有每年只能領到七八個月者，但近來秩序漸漸恢復，已有全發之希望。只要從今以后，一方趕緊興修隴海路陜州到西安鐵道，則不但教育實業將日有起色，即關中人的生活狀態亦將大有改變，而藝術空氣，或可借以加厚。我與王先生晤談以后，頗欲乘暇參觀美術學校。一天，偕陳定謨先生出去閑步，不知不覺到了美術學校門口，我提議進去參觀，陳先生也贊成。一進門，就望見滿院花草，在這個花草叢中，遠處矗立著一所剛造未成的教室，雖然材料大抵是黃土，這是陜西受物質的限制，一時沒有法子改良的，而建筑全用新式，于證明已有人在這環境的可能狀態之下，致力奮斗。因值星期，且在暑假，校長王君沒有在校，出來答應的有一位教員王君。從他這里，我們得到許多關于美術學校困苦經營的歷史。陜西本來沒有美術學校，自他從上海專科師范畢業回來，封至模先生從北京美術學校畢業回來，西安才有創辦美術學校的運動。現在的校長，是王君在中學時的教師，此次王君創辦此校，乃去邀他來作校長。學校完全是私立的。除靠所入學費以外，每年得省署些須資助。但辦事人真能干事；據王君說，這一點極少的收入，不但教員薪水，學校生活費，完全仰給于他，還要省下錢來，每年漸漸的把那不合學校之用的舊校舍，局部的改為新式。教員的薪水雖甚少，僅有五角錢一小時，但從來沒有欠過。新教室已有兩所，現在將要落成的是第三所了。學校因為是中學程度，而且目的是為養成小學的美術教師的，功課自然不能甚高。現有圖書音樂手工三科，課程大抵已致美備。圖書音樂各有特別教室。照這樣困苦經營下去，陜西的藝術空氣，必將死而復蘇，薄而復厚，前途的希望是甚大的，所可惜者，美術學校尚不能收女生。據王君說，這個學校的前身，是一個速成科性質，曾經畢業過一班，其中也有女生，但甚為陜西人所不喜，所以從此不敢招女生了。女師學生尚有一部分是纏足的，然則不準與男生同學美術。亦自是意中事了。

美術學校以外，最引我注目的藝術團體是“易俗社”。舊戲畢竟是高古的，平常人極不易懂。凡是高古的東西，懂得的大抵只有兩種人，就是野人和學者。野人能在實際生活上得到受用，學者能用科學眼光來從事解釋，于平常人是無與的。以宗教為例，平常人大抵相信一神教，惟有野人能相信荒古的動物崇拜等等，也惟有學者能解釋荒古的動物宗拜等等。以日常生活為例，惟有野人能應用以石取火，也惟有學者能了解以石取火，平常人大抵擦著磷寸一用就算了。野人因為沒有創造的能力，也沒有創造的興趣，所以戀戀于祖父相傳的一切；學者因為富于研究的興趣，也富于研究的能力，所以也戀戀于祖父相傳的一切。我一方不愿為學者，一方亦不甘為野人，所以對于舊戲是到底隔膜的。隔膜的原因也很簡單，第一，歌詞大抵是古文，用古文歌唱領人領悟，恐怕比現代歐洲人聽拉丁

還要困難，經二，滿場的空氣，被刺耳的鑼鼓，震動得非常混亂，即使提高了嗓子，歌唱著現代活用的言語，也是不能懂得的，第三，舊戲大抵只取全部情節的一段，或前或后，或在中部，不能一定。而且一出戲演完以后，第二出即刻接上，其中毫無間斷。有一個外辦看完中國戲以后，人家問他看的是什么戲，他說“剛殺罷頭的地方，就有人來喝酒了，這不知道是什么戲。”他以為提出這樣一個特點，人家一定知道什么戲的了，而不知殺頭與飲酒也許是兩出戲的情節，不過當中銜接得太緊，令人莫明其妙罷了。我對于舊戲既這樣的外行，那么我對于陜西的舊戲理宜不開口了，但我終喜歡說一說“易俗社”的組織。易俗社是民國初元張鳳□作督軍時代設立的，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二年的歷史。其間辦事人時有更動，所以選戲的方針也時有變換，但為改良準腔，自編劇本，是始終一貫的。現在的社長，是一個紹興人，久官西安的，呂楠仲先生。承他引導我們參觀，并告訴我們社內組織：學堂即在戲館間壁，外面是兩個門，里邊是打通的；招來年學生，大抵是初小程度，間有一字不識的，社中即授以初高一切普通課程，而同時教練戲劇；待高小畢業以后，入職業特班，則戲劇功課居大半了。寢室，自修室，教室宿費是全免的，學生都住在校中。演戲的大抵白天是高小班，晚上是職業班。所演的戲，大抵是本社編的，或由社中請人編的，雖于腔調上或有些須的改變，但由我們外行人看來，依然是一派秦腔的舊戲。戲館建筑是半新式的，樓座與池子象北京廣德樓，而容量之大過之；舞臺則為圓口旋轉式，并且時時應用旋轉；亦華園之演“一念差”。不過唱的是秦腔罷了。有旦角大小劉者，大劉曰劉迪民，小劉曰劉箴俗，最受陜西人贊美。易俗社去年全體赴漢演戲，漢人對于小劉尤為貨倒，有東梅西劉之目。張辛南先生嘗說：“你如果要說劉箴俗不好，千萬不要對陜西人說。因為陜西人無一不是劉黨。”其實劉箴俗演得的確不壞，我與陜西人是同黨的。至于以男人而扮女人，我也與夏浮筠劉靜波諸先生一們，始終持反對的態度，但那是根本問題，與劉箴俗無關。劉箴俗三個字，在陜西人的腦筋中，已經與劉鎮華三個字差不多大小了，劉箴俗的名字。這一點我佩服劉箴俗，更佩服易欲社辦事諸君。易俗社現在已經獨立得住，戲園的收主竟能抵過學校的開支而有余，宜乎內部的組織有條不率紊了，但易俗社的所以獨立的住，原因還在陜西人愛好戲劇的習性。西安城內，除易俗社而外，尚有較為舊式的秦腔戲園三，皮黃戲園一，票價也并不如何便宜，但總是滿座的。樓上單售女座，也音樂同有一間空廂，這是很奇特的。也許是陜西連年兵亂，人民不能安枕，自然養成了一種“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的人生觀。不然就是陜西人真正迫好戲劇了。至于女客滿座，理由也甚難解。陜西女子的地位，似乎是極低的，而男女之大防又是甚嚴。一天我在《新秦日報》（陜西省城的報紙共有四五種，樣子與《越鐸日報》《紹興公報》等地方報紙差不多，大抵是二號題目，四號文字，銷數總在一百以外，一千以內，如此而已）上看見一則甚妙新聞，大意是：離西安城十數里某鄉村演劇，有無賴子某某，向女客某姑接吻，咬傷某姑嘴唇，大動眾怒，有衛戍司令部軍人某者，見義勇為，立將佩刀拔出，砍下無賴之首級，懸掛臺柱上，人心大快。末了撰稿人有幾句論斷更妙趣橫生，他說這真是快人快事，此種案件如經法庭之手，還不是與去年某案一樣含胡了事，任兇犯逍遙法外嗎?這是陜西一部分人的道德觀念，法律觀念，人道觀念。城里禮教比較的寬松，所以婦女竟可以大多數出來聽戲，但也許因為相信城里沒有強迫接吻的無賴。

陜西的酒是該的。我到潼關時，潼人招待我們的席上，見到一種白干似的酒，氣味比白干更烈，據說叫做“鳳酒”，因為是鳳翔府出的。這酒給我的印象甚深，我還清楚地記得，酒壺上刻著“桃林飯館”字樣，因為潼關即古“放牛于桃林之野”的地方，所以飯館以此命名的。我以為陜西的酒都是這樣猛烈的了，而孰知并不然。鳳酒以外，陜西還有其它的酒，都是和平的。仿紹興酒制的南酒有兩種，“甜南酒”與“苦南酒”。苦南酒更近于紹興。但如壇底渾酒，是水性不好，或手藝不高之故。甜南酒則離酒甚遠，色如“五加皮”，而殊少酒味。此外尚有“□酒”一種，色白味甜，性更和緩，是長安名產，據云“長安市上酒家眠”，就是飲了□酒所致。但我想□酒即使飲一斗也不會教人眠的，李白也許飲的“鳳酒”罷。故鄉有以糯米作甜酒釀者，做成以后，中且一洼，滿盛甜水，俗曰“蜜勤殷”，蓋□酒之類也。除此四種以外，外酒入關，幾乎甚少。酒類運輸，全仗瓦器，而沿途震撼，損失必大。同鄉有在那邊業稻香村一類店鋪者，但不聞有酒商足跡。稻香村貨物，比關外貴好幾倍，五星啤酒售價一元五角，萬壽山汽水一瓶八角，而尚我可賺，路中震撼者多也。

陜西語言本與直魯等省同一統系，但初聽亦有幾點甚奇者。途中聽王捷三先生說，“汽費”二字，已覺詫異，后來凡見陜西人幾乎無不如此，才知道事情不妙。蓋西安人說S，有一部分代F者，宜乎汽車變為“汽費”，讀書變為“讀甫”，暑期學校變作“夫期學校”，省長公署變作“省長公府”了。一天同魯迅先生去逛古董鋪，見且個石雕的動物，辯不出是什么東西，問店主，則曰：“夫”。這時候我心中亂想：犬旁一個夫字吧，犬旁一個甫字吧，豸旁一個富字吧，豸旁一個付字吧，但都不象。三五秒之間，思想一轉變，說他所謂ㄈㄨ者也許是ムㄨ吧，于是我思想又要往豸旁一個蘇字等處亂鉆了，不提防魯迅先生忽然說出，“呀，我知道了，是鼠。”但也有近于S之音而代以F者，如“船”讀為“帆”，“順水行船”讀為“奮費行帆”，覺得更妙了。S與F的搗亂以外，不定期有稍微與外間不同的，是D音都變ds，T音都變為ts，所以“談天”近乎“談千”，“一定”近乎“一禁”，姓“田”的人自稱近乎姓“錢”，初聽都是很特別的。但據調查，只有長安如此，外州縣就不然。劉靜波先生且說：“我們渭南人有學長安口音者，與學長安其他時髦惡習一樣被人看不起。”但這種特別之處，都與交通的不便有關。交通的不便，影響于物質生活方面，是顯而易見的。汽水何以要八毛錢一瓶呢?據說本錢不過一毛余，捐稅也不過一毛余，再賺沖開與瓶子震碎者，輒在半數以上，所以要八毛錢了。（長安房屋，窗上甚少用玻璃者，也是吃了運輸的虧。）交通不便之影響于精神方面，比物質方面尤其重要。陜西人通稱一切開通地方為“東邊”，上海北京南京都在東邊之列。我希望東邊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好后部分，隨著隴海路輸入關中，關中必有產生羅有價值的新文明的希望的。

陜西而外，給我甚深印象的是山西。我們在黃河船上，就聽見關于山西的甚好口碑。山西在黃河北岸，河南在南岸，船上人總贊成夜泊于北岸，因為北岸沒有土匪，夜間可以高枕無憂。（我這次的旅行，命名我改變了土匪的觀念：從前以為土匪必是白狼，孫美瑤，老洋人一般的，其實北方所謂土匪，包括南方人所謂盜賊二者在內。紹興諸嵊一帶，近來也學北地時髦，時有大股大匪，擄人勒贖，有“請財神”與“請觀音”之目，財神男票，觀音女票，即快票也。但不把“賊骨頭”計算在土匪之內，來信中所云“梁上君子”，在南邊曰賊骨頭，北地則亦屬于土匪之一種，所謂黃河岸上之土匪者，賊而已矣。）我們本來打算從山西回來，向同鄉探聽路途，據談秦豫騾車可以渡河入晉，山西騾車不肯南渡而入豫秦，蓋秦豫尚系未臻治安之省分，而山西則治安省分也。山西入之搖船趕車者，從不知有為政府當差的義務，豫陜就不及了。山西的好處，舉其犖犖大者，據聞可以有三，即一，全省無一個土匪，二，全省無一株鴉片，三，禁止婦女纏足是。即使政府治方針上尚有可以商量之點，但這三件事已經有跤我了。固然，這三件在江浙人看來，也是了無價值，但因為這三件的反面，正是豫陜人的缺點，所以在豫陜人口上更覺有重大意義了。后來我們回京雖不走山西，但舟經山西，特別登岸參觀。（舟行山西河南之間，一望便顯出優劣，山西一面果木森森，河南一面牛山濯濯。）上去的是永樂縣附近一村子，住戶只有幾家，遍地都種紅樹，主人大請我們吃花紅，上樹隨摘隨吃，立著隨吃隨談，知道本村十幾戶共有人口約百人，有小學校一所，村無失學兒童，亦無游手好閑之輩。臨了我們以四十銅子，買得花紅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吃。夏池筠先生說，便宜而至于白吃，新鮮而至于現摘，是生平第一次，我與魯迅先生也都說是生平第一次。

隴海路經過洛陽，我們特為下來住了一天。早就知道，洛陽的旅店以“洛陽大旅館”為最好，但一進去就失望，洛陽大旅館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洛陽大旅館。放下行李以后，出到街上去玩，民政上看不出若何成績，只覺得跑來跑去的都是妓女。古董鋪也有幾家，但貨物不及長安的多，假古董也所在多有。我們在外吃完晚飯以后匆匆回館。館中的一夜更難受了。先是東拉胡琴，西唱大鼓，同院中一起有三四組，鬧得個天翻地覆。十一時余，“西藏王爺”將要來館的消息傳到了。這大概是班禪喇嘛的先驅，洛陽人叫做“到吳大帥里來進貢的西藏王爺”的。從此人來人往，鬧到十二點多鐘，“西藏王爺”才穿了棗紅寧綢紅里子的夾袍翩然蒞止。帶來的翻譯，似乎漢族語也不甚高明，所以主客兩面，并沒有多少話。過了一會，我到窗外去人偷望，只紅里紅外的禰子已經脫下，“西藏王爺”卻御了土布白小褂褲，在床上懶懶的躺著，腳上穿的并不是怎么樣的佛鞋，卻是與郁達夫君等所穿的時下流行的深梁鞋子一模一樣。大概是夾袍子裹得太熱了。外傳有小病，我可證明是的確的。后來出去小便，還是由兩個人扶了走的。妓女的局面靜下去，王爺的局面鬧了；王爺的局面剛靜下，妓女的局面又鬧了。這樣一直到天明，簡直沒有睡好覺，次早匆匆的離開了洛陽了，洛陽給我的印象，最深的只有“王爺”與妓女。

現在再回過頭來講“苦雨”。我在歸途的京漢車上，見到久雨的痕跡，但不知怎樣，我對于北方人所深畏的久雨，不覺得有什么惡感似的。正如來信所說，北方因為少雨，所以對于雨水沒有多少設備，房屋如此，土地也如此。其實這樣一點雨量，在南方真是家常便飯，有何水災之足云，我在京漢路一帶，又覺得所見盡是江南景色，后來才知道遍地都長了茂草，把北方土地的黃色完全遮蔽。雨量既不算多，現在的問題是在對于雨水的設備。森林是要緊的，河道也是要緊的。馮軍這回出了如此大力，還在那里實做“搶堵”兩個字。我希望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水災平定以后再做一番疏浚并沿河植樹的功夫，則不但這回氣力不算白花，以后也可以一勞永逸了。

生平不善為文，而先生卻以《秦游記》見勖，乃用偷懶的方法，將沿途見聞及感想，拉雜書之如右，警請教正。

作者簡介：孫伏園（1894-1966）原名孫福源，浙江紹興人。192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是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1919年秋起，先后在北京的《晨報》、《京報》副刊當編輯，并辦《新潮》、《語絲》雜志。1926年下半年，先后在廈門大學、中學大學任教。1928年初到上海編《貢獻》雜志，該年底去法國留學。1931年歸國后作河北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平民文學部主任。抗戰時期，曾任重慶中外出版社社長。1945年秋到成都，在齊魯大學等校任教，同時主編成都《新民報》。解放后調北京中央政務院出生總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