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經典哲理散文閱讀

余秋雨散文憑借厚重的歷史文化蘊涵和對人文精神的張揚，成為了90年代中國文壇的一道亮眼景觀。下面是閱讀網小編收集整理余秋雨經典哲理散文閱讀，以供大家參考。

余秋雨經典哲理散文閱讀篇一：手表的勸告

在瑞士，不管進入哪一座城市，抬頭就是手表店。櫥窗里琳瑯滿目，但透過櫥窗看店堂，卻總是十分冷落。

從盧塞恩開始，很多手表店的店堂里常常端坐著一位中國雇員，因為現在一批批從中國來的旅游團是購買手表的大戶。店門一推，人影一閃，柜臺里立即傳出京腔十足的漢語，把那些帶足了現款來買瑞士原裝表的中國人嚇了一跳。接著當然是笑了，但笑得有點尷尬。走了那么遠的路，準備是在語言不通的前提下，比比劃劃地來一番獵奇探勝的，誰知人家早知道你們會一批批光臨，張開大網等著呢。語言通了好辦事，但這要辦的事，已經有點走味。

原先瑞士的手表廠商經過多年掙扎已判定手表業在當今世界的衰敗趨勢，正在努力改弦易轍、尋找生機，怎料突然有大批的中國人對他們滯銷日久的貨品產生了狂熱，他們一開始十分納悶，后來就滿面笑容了。

說起來，世界上最早的機械定時器還是要數中國東漢張衡制造的漏水轉渾天儀，但是如果說到普遍實用，我看確實應該歸功于歐洲定時器。古老的教堂原先都是人工敲鐘的，后來改成機械鐘，不知花費了多少天才工藝師的才智和辛勞。意大利人造出第一臺用簡單機械打點的鐘是十四世紀中葉的事，到十六世紀初德國人用上了發條，后來伽利略發明的重力擺也被荷蘭人引入機械鐘，英國人又在縱擒結構上下了很多功夫。反正，幾乎整個歐洲都爭先恐后地在為定時器出力。這與他們在工業革命和商業大潮中的分秒必爭，互為因果。

至于瑞士的手表業，則得益于十六世紀末的一次宗教徒大遷徙。法國的鐘表技術隨之傳了進來，與瑞士原有的金銀首飾業相結合，使生產的鐘表更具有了裝飾功能和保值功能。十九世紀出現了制表機械，瑞士的這個行業便突飛猛進，舉世矚目。

依我看，手表制造業的高峰在十九世紀已經達到，盡管當時還是以手工業為主，沒有形成生產規模。那些戴著單眼放大鏡的大胡子工藝師們，把驚人的創造力全都傾泄到了那小小的金屬塊上，凡是想得到的，都盡力設法做到。

這便是令人興奮的創造期效應。似乎有一種莫名的力量在推動，天天精彩勃發，連再難的角落也能快速拿下。

二十世紀的手表業也有不少作為，但都是在十九世紀原創框架下的精巧添加，屬于次一等的行為等級。我想十九世紀那些大胡子工藝師如果地下有靈，一定不會滿意身后的同行，那神情，就像最后一批希臘悲劇演員，或最后一批晚唐詩人，兩眼迷茫。他們的出色成就使后代失去了創造的空間，真不知該抱怨誰，他們，還是后代二十世紀對手表業而言，比雕飾更重要的任務是普及。其間的中樞人物不再是工藝師，而是企業家。

要普及必然引來競爭，瑞士手表業在競爭中東奔西突，終于研制出了石英表、液晶表。這對手表業來說究竟是一個喜訊還是兇兆我想當時一定有不少有識之士已經看出了此間悖論，即新的電子計時技術必然是機械計時技術的天敵，它的方便、準確、廉價已經構成對傳統機械表的嘲謔。

表面上，機械表還會以自己的歷史、品牌嘲謔電子表，但這種嘲謔只是一種倫理性、輩分性的發泄，而電子表對于機械表的嘲謔，看似逆反了倫理程序，卻是一種歷史必然。試想，那種可以隨時隨地貼附在各種器具、建筑上面又分秒不差的閃光數碼，不正綠瑩瑩地宣告著機械計時時代的基本終了在這種情況下，機械表可以勉強固守的陣地大概就剩下裝飾功能了。但是電子技術多么靈巧，它們很快也在裝飾功能上做起了更自由的文章。平心而論，現在不少電子表的外形設計，與最精美的機械表相比也不見得差到哪里去，然而它們又那么廉價，機械表所能標榜的其實只是牌號。牌號也算是一種裝飾吧，主要裝飾在人們的心理上。

現代人實際，很快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了共識，除了極少數收藏家，大家都不再看重機械表的裝飾功能，于是瑞士表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日本和香港的石英表所打敗，失去了世界市場。

瑞士的手表商痛定思痛，才在二十年前設計出了一種極其便宜的塑料石英走針表，自造一個英文名字叫Swatch，中文翻譯成“司沃奇”吧，倒是大受歡迎，連很多小學生都花花綠綠戴著它，甩來甩去不當一回事兒。

就這樣，瑞士手表業才算緩過一口氣來，許多傳統名牌一一都被網羅進了“Swatch集團”。這相當于一個頑皮的小孫子收養了一大群尊貴的老祖宗，看起來既有點傷感又有點幽默。但光是這個集團的名稱至少可以說明，人家瑞士制表業已經不按原來的價值系統論資排輩了，可惜這一點中國的旅游者怎么也明白不過來，一味鄙視當家的小孫子，去頻頻騷擾年邁的老大爺。

瑞士的Swatch主要是針對日本鐘表商的。日本鐘表商當然也不甘落后，既然瑞士也玩起了廉價的電子技術，那么它就來玩昂貴的電子技術，價錢可以高到與名牌機械表差不多，卻集中了多種電子儀表功能，讓Swatch在電子技術層面上相形見絀。

其實，電子技術的優勢是把原本復雜的事情簡便化，但有一些日本的鐘表商沒有這么做，他們用歸并、組合的辦法使復雜更趨復雜，讓小小一塊手表變成了儀表迷魂陣。在今天的高科技時代要這樣做沒有什么技術難度，卻能吸引那些貪多求雜、喜歡炫耀的年輕人。這種營銷手段，在我看來是不太符合商業道義的。相比之下，反倒是瑞士手表業從機械表到Swatch，都比較正經。

我在這里看到一種日本電子表，二百多美元一塊，據廠方的宣傳數據介紹是專為美國空軍或海軍設計的，其實也就是把各種電子儀表集中在一個表面上罷了。沒有一個人能把它的那么多功能說明白，也沒有一雙眼睛能把它密密麻麻的數碼、指針、液晶看清楚。我們的一位伙伴買了一塊，同時買了一個高倍放大鏡，手表扣在手腕上，放大鏡晃蕩在褲帶下，看手表的時候還要躲著人，怕人家笑話。

說笑到這里，我們應該回過來看看大批到瑞士來采購手表的中國游客了。他們中的大多數并不糊涂，知道手表的計時功能已不重要，裝飾功能又非常狹小，似乎看重的是它的保值功能，但心里也明白按現代生活的消費標準，幾塊瑞士手表的價值于事無補。既然如此，為什么還那么熱衷呢我想這是昨日的慣性，父輩的遺傳，亂世的殘夢，很需要體貼和同情，而不應該嘲謔和呵斥。

既然是慣性和遺傳，就不講現實邏輯，但細細追索，它們的形成還有歷史邏輯，這是今天年輕一代所不知道的了。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大家都想隨身藏一點值錢的東西。王公貴胄會藏一點文物珍寶，鄉坤地主會藏一點金銀細軟，平民百姓會藏一點日用衣物，而大城市里見過一點世面的市民，則會想到手表，因為藏手表比藏文物、金銀安全，也容易兌售。我小時候就見過一對靠著一些瑞士手表度日的市民夫妻，就很有歷史的概括力。

那時我十三歲，經常和同學們一起到上海人民公園勞動，每次都見到一對百歲夫妻。公園的阿姨告訴我們，這對夫妻沒有子女，年輕時開過一個手表店，后來就留下一盒子瑞士手表養老，每隔幾個月賣掉一塊作為生活費用，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能活得那么老。

因此，我看到的這對老年夫妻，在與瑞士手表進行著一場奇怪的比賽。他們不知道該讓手表走得快一點還是慢一點。瑞士手表總是走得那么準，到時候必須賣掉一塊，賣掉時，老人是為又多活一段時間而慶幸，還是為生存危機的逼近而惶恐王爭王爭王爭的手表聲，究竟是對生命的許諾還是催促我想在孤獨暮年的深夜，這種聲音是很難聽得下去的，幸好他們夫妻倆白頭偕老，昏花的眼神在這聲音中每一次對接，都會產生一種嘲弄時間和嘲弄自己的悵然微笑。

他們本來每天到公園小餐廳用一次餐，點兩條小黃魚，這在饑餓的年代很令人羨慕;但后來有一天，突然說只需一條了，阿姨悄悄對我們說：可能是剩下的瑞士手表已經不多。

我很想看看老人戴什么手表，但他們誰也沒戴，緊挽著的手腕空空蕩蕩。

我不知道老人活了多久，臨終時是不是還剩下瑞士手表。不管怎么說，這是瑞士手表在中國留下的一個悲涼而又溫暖的生命游戲，但相信它不會再重復了。

因此，有機會還要勸勸擠在瑞士手表店里的中國游客，不要為過去的時代過于執著。手表在一刻不停地辭舊迎新，它最知道時間不會倒轉，因此，這也是手表本身對我們的勸告。

余秋雨經典哲理散文閱讀篇二：心中的惡狼

在各種兇殺案中，最讓人感到恐怖的是哪一種?我認為是沒有具體理由的那一種。有理由，就有邏輯，傷害具有針對性，人們也有可能提防;如果沒有理由，只能聽天由命，誰都手足無措了。

其實，沒有具體理由的犯罪，總還是有心理理由的。因此，我們有必要更加關注人類的心理黑箱，說不定什么時候，那里會躥出來一條惡狼。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夜，云南省通?？h縣城的一個歌舞廳里，一個握著長劍的青年男子見人就刺，不到半小時就刺死四人，刺傷多人，他邊刺邊大聲吼叫："我孫玉峰曾經是社會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事業的成功，對社會有益，我事業失敗，就會給社會帶來災難。"

那么，他有什么事業呢?這完全是一個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讀過一些江湖武俠故事的農村無賴子的狂想。他偶爾進縣城，見路上沒什么人理他，就在日記里寫道："每走到人群之時，竟然當我是死人，視如無物，陰惻惻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過去。"他恨一切不理他的人，但所有的人都不怎么理他，于是他斷言"天下人人可殺"。

看來，他走向罪惡的心理程序，是從狂妄自大的心理幻覺開始的?？傆X得自己十分重要，應該引起人們的注意，但人們實在沒有注意他的理由。我估計他曾多次自我賣弄，一再招惹別人，甚至恨不能把一個有點小名氣的人引出來與他在大庭廣眾之下吵一架，可惜連這也沒有發生。他的招惹因形態卑下，別人只須眼角一掃就會立即厭惡地轉過頭去不再理會。這種極度的孤獨和無聊引起了他的仇恨，但仇恨又沒有特定的對象，只能拿起長劍，朝那些活得最快樂的人群走去，按照他的認知范圍，他選擇了歌舞廳。

應該說，這個心理程序的前半部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眼熟。明明是自己招惹了別人，卻不躲開、不道歉，反而覺得別人對不起他，甚至越來越義憤填膺，這是為什么?

有一位作家曾大惑不解地問我："某某人，我完全不認識，他在五年前一邊剽竊我的作品發表，一邊寫文章罵我，這樣做我還能理解，賊喊捉賊嘛！我不理解的是，五年來我對此事完全不理，而他對我的批判卻接連不斷，而且口氣越來越兇，這是為什么?"

我想了一想，說："問題大半出在你的完全不理上。開始，他一邊剽竊你又一邊罵你，是為了堵你的口，遮人耳目;但你居然對這兩件事完全沒有反應，使他感覺到，他在你心目中太微不足道，他的所作所為完全無足輕重，這使他產生了徹底的自卑，并由自卑變成憤怒。"

"不是欺軟怕硬?"他問。

"不是。欺軟怕硬只是表象，"我說："你的完全不理，看上去是軟，但已超出了軟的底線，是一種不可理解之軟，而不可理解之軟其實就是一種超強度的硬，因此引發了他極度的不自信。"

其實，這種現象并不深奧。

兒時在鄉間，常見夏天的中午一頭頭水牛浸在池塘中消暑，總有群蜂圍著它們轉。有的水牛被吵得不耐煩了，會甩起尾巴驅趕一下，而有的水牛則紋絲不動。群蜂先是集中在甩動的尾巴附近，恣意逗樂，但時間一長，全都向著紋絲不動的水牛進攻了。它們不是在紋絲不動中尋找安全，恰恰相反，它們一浪接一浪地去招惹，頻率越來越快，恨不能把頑石般的水牛整個兒挑動起來。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目睹過類似的現象。

一個同學，來自農村，生怕城市里的同學瞧不起，成天找機會作態，連夜間上廁所時穿的拖鞋都堅持用木拖板，響徹樓層，還聲言是"保持貧農本色"。這樣的人，"文革"一來，很容易造反。一天，造反派開會斗爭教師，適逢他外出，回來后聽說，深感失落，居然決定一個人拉一名教師出來游街，補補"風頭"。他來到集中關押教師的地方，吆喝幾聲，教師們誠惶誠恐，唯獨余上沅教授不驚不怒，平靜如水。這個同學一看，突然傻住，似有恐懼，然后火氣上揚，獨獨把余上沅教授拉出來，由他一個人押著，在校園里游街，招搖過市。作為這次惡性事件的代價，這個同學在十年之后被審查了很長時間。

這個同學犯了錯誤，但我們都熟悉他，深知他其實并不壞，此前此后也沒有做過其它更壞的事，那次沖動，完全是他長久來煎熬于內心的過度自卑和過度自重的突然迸發，迸發的直接起因是兩重失落，失落于一種熱鬧，又失落于余上沅教授超常的平靜。

但是，這種突然迸發有時會產生極嚴重的后果。據報載，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下午，洛陽工學院一個姓金的碩士研究生，由于長期以來覺得老師和同學處處看不起他，在交納課程重修費的時候，突然舉起水果刀，向一位正在開發票的女教師猛刺十三刀。直到被警方逮捕，他在監獄里清醒了一陣之后才沉痛地說："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老覺得別人有意和我過不去，現在想想并沒有什么根據，老師和同學們對我其實都挺好的。"他還說，他并不是針對那位被刺的女教師的，如果那天路上碰到別的老師和同學，心里覺得過不去，也會舉刀。

這就是說，由于種種心理病灶的夸張性誘發，他心中的惡狼放出來了。這只心中的惡狼也會吃人，既吞噬了別人，也吞噬了自己。由此聯想開去，那個在美國愛荷華用手槍刺殺了多名物理學教授的中國留學生盧剛，也進入了類似的心理程序，當然后果更加嚴重，制造了一個震驚世界的血腥事件。盧剛是博士研究生，洛陽的那位是碩士研究生，云南那個叫孫玉峰的人什么也不是，但在自己村莊里也足可自命為一個孤獨的哲人了。他們最后都把自己置身在血泊中，干下了人世間第一等的壞事：殺人。因此，我們切莫輕視了這只心中的惡狼。

據我看，這些人的心中之所以會培育出一只惡狼出來，大致有以下一些共同點：

第一，他們都有過一段奮斗史，使他們超出了原來的生活環境。這種經歷帶來一種力圖排除一切阻力的行為慣性。他們已經把世界看得很小，以為再努力幾步就能抵達某種極致，因此把眼前的障礙看得很大，以為生死存亡就在此一搏;

第二，他們的起點比較低微，因此在把世界看小的同時又十分自卑，永遠敏感于別人對自己的態度，每天都虎視眈眈，疑神疑鬼，總覺得隨時都有一種莫名的力量能把自己顛覆;

第三，他們從來執著于成敗的界限而無所謂善惡的界限，因此在心底不拒絕用惡的方式來爭取成功。善良對于他們，從未有過感召力和控制力;

第四，他們永遠逼視著高于或有可能高于自己的人物，不管這些人物與自己有沒有關系。對于那些以平靜的生態高出自己的人尤其嫉恨，形成了一種強烈而又遼闊的"泛嫉恨"，最后甚至嫉恨整個文明世界。

有了這四個共同點，只要出現了燠熱的溫度，便立即可以在心頭聽到惡狼的嗥叫。

不是危言聳聽，我認為，這種心理上的惡狼今后會越來越多，而且有可能帶來很大的世界性災難。因為在很大的范圍之內，個人不再受到群體意志的嚴密控制，跋涉在精神荒漠上的心理孤兒層出不窮，而現代社會的生存競爭又如此激烈，處處隱藏著危險的觸發點，因此，接連不斷地出現一些駭人聽聞、又沒有理由的兇殺事件是不奇怪的。至今仍在美國監獄里接受馬拉松式審判的智能殺手卡欽斯基就是一個例子，讓我們每次想起總要為人類的前途增加憂慮。此人是畢業于哈佛大學的數學博士，由于仇恨高科技社會，專門用郵包爆炸方式殺害大學教授和科學家，十八年間制造了十六起血腥大案，造成一片恐怖。他過著極端孤獨的生活，卻又渴望著自己在公眾中的知名度。他希望自己的行為一直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如果社會上突然冒出來一個大新聞掩蓋了他，他會坐立不安，很快再次作惡。為了讓社會更關注自己，他居然會給受害者寫信，說自己"夜以繼日制造炸彈是多么辛苦"，而且還寄長篇文章《工業社會及其未來》給報社要求發表，聲言如蒙發表就不再制造爆炸事件。不管這個案子多大，受過高等教育的卡欽斯基在極端孤獨中因渴望成名、嫉恨成功者而不擇手段行惡的基本特征，與我們前面所說的殺人犯沒有什么兩樣，他讓我們警覺，心中的惡狼對人類的殘害會達到什么地步。

對于這樣的人該怎么辦?他們的行為終點當然已屬于警方的事，但行為的起始和中段卻發生在我們身邊，而且時時有可能走向終點。像往常一樣對這種邪惡現象完全不予理睬以求太平，顯然已經不是辦法，因為對這樣的人來說，并不是有誰去招惹了才會引起他們的行惡，我們不去招惹，他們仍然會找上門來，將巨大的罪惡向著完全無關的人群潑灑。在他們面前，不存在明哲保身的空間，不存在任何個人的安全。

因此，對付這些人心中的惡狼，只能是全人類的集體行為。在社會上普及心理咨詢和緩釋機制，當然是一個辦法，但更重要的還是要重復我心中的圣典：大規模地激發善和愛。只希望街市間忙碌的人群，努力減輕在成敗問題上的沉重壓力，而多多關顧善惡之間的界限。只希望我們經常自問：何苦到處開辟戰場，風聲鶴唳?何必時時尋找對手，枕戈待旦?如果這是成功的代價，那么成功又是什么?如果這是個人成名的方式，那么個人的名字又是什么?

——我知道當今社會上多數聰明的年輕人都拒絕作這種自問，認為這些問題過于淺陋，不符合生存競爭的原則。但是，生存競爭、生存競爭，當我們居住的星球，競爭到已經不適合生存，競爭到互相剝奪生存，一起結束生存，那么競爭又是為了什么?

從上述幾個殺人犯的心理軌跡來看，他們在競爭之初可能還與改進自己的某種生存環境有關，但競爭到后來完全進入到了一種野心勃勃的精神層面，只想成名揚名，而沒有其它更多的實利追求了。連制造了那么多爆炸大案的卡欽斯基，最后居然也是為了在報紙上發表一篇署名文章，真有點不可思議。更不可思議的是我國云南的那個殺人犯孫玉峰，他刺殺了那么多無辜者，最終被判死刑，在執行死刑前法庭問他還有什么最后的愿望，他的愿望讓人大吃一驚："把我的經歷編成一本書。"可見他實在太想成名了，而這個農村無賴子的成名理想，竟然是書籍。但他的全部經歷，滿打滿算，至多只能寫成一篇文章，而且很多段落都毫無意思，怎么撐得成一本書?

卡欽斯基為了在一篇文章中成名而大量殺人，孫玉峰為了在一本書中成名而大量殺人，文化對于邪惡世界的誘惑會大到這個地步，這是我以前沒有想到的。由此我也終于領悟，為什么文化界會發生那么多爭名奪利、誣陷造謠的陰暗事件，原來已有不少卡欽斯基和孫玉峰混跡其中了。我想我們今后都不必大驚小怪了，更讓人驚恐的狼嗥虎嘯，也有可能光顧這個斯文的天地。以后的日子比較嚴峻。

想要讓文化去阻止他們?不，他們正惦念著文化呢！

真正急于做的，是高貴的博愛精神、慈善情懷的重建。

只有這團火光，才能把深夜荒山間的狼群阻退。千萬不能讓這團火熄滅了，無論如何應該到四處撿拾柴枝維持著，直到霞光初現。

余秋雨經典哲理散文閱讀篇三：從對抗到對話

“傾聽我們祖先的腳步聲”，我很偶然地從俞大綱先生生前寫的一篇文章中讀到這句漂亮的話，不禁怦然心動。這句話，是俞先生從美國現代舞大師瑪莎·葛蘭姆那兒聽來的，時間是一九七四年九月，地點是臺北國父紀念館，擔任翻譯的是葛蘭姆的學生、當時還只有二十余歲的年輕小伙子林懷民。我看到了那張照片，年逾八旬的葛蘭姆老太太一身銀袍，氣度不凡，像一位圣潔的希臘祭司，林懷民則白衣玄褲，一副純中國打扮，恭敬地站在邊上。

其實林懷民早就領悟了，他已在此前成立了一個現代舞蹈團叫云門舞集，“云門”是記載中黃帝時代的舞蹈，什么樣子早已杏無線索，但這兩個字實在是既縹緲又莊嚴，把我們先民達到過的藝術境界渲染到了極致。林懷民用了它，這兩個字也就成了一種藝術宣言，從此，一群黑發黃膚的現代舞者祈禱般地抬起頭來，在森遠的云天中尋找祖先的腳步聲了。

云門在藝術上特別令人振奮之處是大踏步跨過層層疊疊的傳統程式，用最質樸、最強烈的現代方式交付給祖先真切的形體和靈魂。這是一次藝術上的“渡?！保税毒褪秦炌ü沤竦恼嫒恕Ｔ崎T拒絕對祖先的外層摹仿，相信只有舞者活生生的生命才能體驗和復原祖先的生命。云門更不屑借祖先之口來述說現代觀念，相信在藝術上搭建哪怕是最新銳的觀念也是一種瑣碎的行為。云門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在古代話題下的生命釋放，一種把祖先和我們混成一體的文化力度。外國人固然也會為某種優美的東方傳統藝術叫好，但與他們對云門的由衷歡呼相比，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了。我認為，云門的道路為下世紀東方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啟發。

如果說，就上海文化藝術界而言，今年秋天一件真正的大事是云門的演出，那么就我個人而言，今年秋天一件真正的大事是結識了林懷民先生。很多年了，我不斷從港臺朋友和外國藝術家口中聽到他的名字，而他和他的舞員們又都讀過我的幾乎全部散文，因此真可謂一見如故了。我們這次談得很多，但我想最深的交往還是作品本身。感謝他如此堂皇地表達了我隱潛心底的藝術理想，使我能夠再一次從身邊煩囂中騰身而出，跟著他去傾聽祖先的腳步聲。

瘦瘦的林懷民憂郁地坐在我的面前，巨大的國際聲譽沒有在他臉上留下一絲一毫得意的痕跡。他和他的舞員們始終過著一種清苦的生活，而一到舞臺上卻充分呈現了東方人從精神到形體的強勁和富足。我想，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踏出第一個高貴的舞步的時候，也是這樣的吧?

——讀《云門舞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