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散文集《控訴大會》

三反運動期間，我在清華任教。當時，有的大學舉辦了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圖書展覽，陳列出一批思想腐朽的書籍。不過參觀者只能隔著繩索圈定的范圍，遙遙望見幾個書題和幾個人名，無從體會書籍如何腐朽，我校舉行的控訴大會就不同了。全校師生員工大約三千人都參加，大禮堂里樓上樓下坐得滿滿的。講臺上有聲有色的控訴，句句部振動人心。

我也曾參與幾個“醞釀會”。那就是背著被控訴的教師，集體搜索可資控訴的材料，例如某教師怎么宣揚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某教師怎么傳布資產階級的思想等等。

我當時教一門“危險課”。外文系的“危險課”原有三門：詩歌、戲劇、小說。后來這三門課改為選修，詩歌和戲劇班上的學生退選，這兩門課就取消了。我教的是大三的英國小說，因為仍有學生選修，我只好開課。我有個朋友思想很進步，曾對我說，你那老一套的可不行了，得我來教教你。我沒有虛心受教，只留心回避思想意識，著重藝術上的分析比較，一心只等學生退選。兩年過去了。到第三年，有些大學二年的學生也選修這門課，可是他們要求精讀一部小說，而大三的學生仍要求普遍的分析討論。我就想乘機打退堂鼓。但不知準想出一個兩全法：精讀一部小說，同時著重討論這部小說的技巧。當時選定精讀的小說是狄更斯的《大衛·考伯菲》。狄更斯受到馬克思的贊許，也受到進步評論家的推重，公認為進步小說家。他那部小說精讀太長，只能選出部分，

其余供瀏覽，或由老師講述幾句，把故事聯上就行。

可是狄更斯的進步不免令人失望。比如主人公窮困時在工廠當擦皮鞋的小工，當然很進步，可是他公然說，他最痛苦的是日常與下等人為伍。把工人看作“下等人”，羞與為伍，我可怎么代作者裝出進步面貌呢?最簡便的辦法是跳過去！小說里少不了談情說愛的部分。我認為狄更斯喜劇性地描寫中下層社會中年男女談情，實在是妙極了，可是描寫男女主人公的戀愛，往往糟得很，我干脆把談戀愛的部分全部都跳過拉倒。跳，有時有絆腳石。一次，精讀的部分里帶上一句牽涉到戀愛的話。主人公的房東太太對他說：“你覺也不睡，飯也不吃，我知道你的問題。”學生問：“什么問題?”我得解答：房東大太點出他在戀愛。我說：寫戀愛用這種方式是陳腐的濫凋。十八世紀斐爾丁的小說里，主人公雖然戀愛，照常吃飯，照常睡覺。十九世紀的狄更斯卻還未能跳出中世紀騎士道的“戀愛準則”。我不愿在這個題目上多費工夫，只舉了幾條荒謬的例子，表示多么可笑。我這樣踢開了絆腳石。

醞釀控訴大會的時候，我正為改造思想做檢討。我的問題，學生認為比較簡單。我不屬“向上爬”的典型，也不屬“混飯吃”的典型，我只是滿足于當賢妻良母，沒有新中國人民的主人翁感。我的檢討，一次就通過了。開控訴大會就在通過我檢查的當天晚飯后。我帶著輕松愉快的心情，隨我的親戚同去聽控訴。我那位親戚是活動家，她不知哪里聽說我的檢討獲得好評，特來和我握手道賀，然后和我同去開會，坐在我旁邊。主席談了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害等等，然后開始控訴。

有個我從沒見過的女孩子上臺控訴。她不是我班上的學生，可是她咬牙切齒，頓足控訴的卻是我。她提著我的名字說：

“XXX先生上課不講工人，專談戀愛。”

“XXX大先生教導我們，戀愛應當吃不下飯，睡不著覺。”

“XXX先生教導我們，見了情人，應當臉發白，腿發軟。”

“XXX先生甚至于教導我們，結了婚的女人也應當談戀愛。”

她懷著無比憤恨，控訴我的毒害。我的親戚晚飯后坐在人叢里已開始打鼾，聽到對我的這番控訴，戛然一聲，停止打鼾，張大了眼睛。大禮堂里幾千雙眼睛都射著我。我只好效法三十年代的舊式新娘，鬧房時戴著藍眼鏡，裝作不聞不見，木然默坐。接下還有對別人的控訴，可是比了對我的就算不得什么了。控訴完畢，群眾擁擠著慢慢散去，一面鬧哄哄地議論。我站起身，發現我的親戚已不知去向。

誰這么巧妙地斷章取義、提綱上線的，確實為控訴大會立了大功。但我那天早上的檢討一字未及“談戀愛”，怎么就沒人質問，一致通過了呢?不過我得承認，這番控訴非常動聽，只是我給罵得簡直不堪了。

我走出大禮堂，恰似剛從地獄出來的魔鬼，渾身散發著硫磺臭，還帶著熊熊火焰；人人都避得遠遠的。暗昏中，我能看到自己周圍留著一圈空白，群眾在這圈空白之外紛紛議論，聲調里帶著憤怒。一位女同志（大約是家庭婦女）慨嘆說：“咳！還不如我們無才無能的呢！”好在她們不是當面批評，我只遠遠聽著。

忽然我們的系主任吳達元先生走近前來，悄悄問：“你真的說了那種話嗎?”

我說：“你想吧，我會嗎?”

他立即說：“我想你不會。”

我很感激他，可是我也謹慎地離他遠些，因為我知道自己多么“臭”。

我獨自一人回到家里。那個時期家里只有我和一個女傭，女傭早已睡熟。假如我是一個嬌嫩的女人，我還有什么臉見人呢?我只好關門上吊啊！季布壯士，受辱而不羞，因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并沒有這等大志，我只是火氣旺盛，像個鼓鼓的皮球，沒法按下個凹處來承受這份侮辱，心上也感不到絲毫慚愧。我看了一會兒書就睡覺。明早起來，打扮得喜盈盈的，拿著個萊籃子到校內菜市上人最多的地方去招搖，看不敢理我的人怎樣逃避我。

有人見了我及早躲開，有人佯佯不睬，但也有人照常和我招呼，而且有兩三人還和我說話，有一人和我說笑了好一會兒。一星期后，我在大禮堂前稠人廣眾中看見一個老朋友，她老遠的躲開了我。可是另有個并不很熟的女同志卻和我有說有講地并肩走了好一段路。避我只在情理之中，我沒有怨尤。不避我的，我對他們至今感激。

不久《人民日報》上報道了我校對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控訴大會，還點了我的名為例：“XXX先生上課專談戀愛。”幸虧我不是名人，點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安慰是從此可以不再教課。可是下一學期我這門選修課沒有取消，反增添了十多個學生。我剛經過轟轟烈烈的思想改造，誠心誠意地做了檢討，決不能再消極退縮。我也認識到大運動里的個人是何等渺小。我總不能惜這點委屈就摜紗帽呀！我難道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結下了不解之緣嗎?我只好自我譬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隨他們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總歸是難免的。

雖然是一番屈辱，卻是好一番錘煉，當時，我火氣退去，就活像一頭被車輪碾傷的小動物，血肉模糊的創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評甚至受斗爭，總深幸這場控訴大大增強了我的韌勁。

一九八八年九月